中国自1911年开始日本传统医书的翻译和出版陆续增加。急剧增加始于1929年，其直接原因是“废止中医案”于同年被批准。根据需要的增加，翻译时费力较小的明治前书籍，多数作为丛书得以刊行。其中以多纪氏为中心的考证派的著作增加了一定的出版量。他们对《伤寒论》的研究给中国汇通学派以影响，医学文献研究被废止中医派加以评价。明治后的书籍出版也是从1929年开始增加，但因将日文译为中文较为费力，未见急剧增加。自1911年起出版2次以上的书，著者几乎都从事近代医药学研究，即所谓“科学化”书籍受到欢迎。这些书的作者有这样的学历，他们主张传统医疗的优越性，因此它们的出版就对废止中医派兼有反论性质。但是日本传统医书的出版热潮在迎来了1936年的绝顶期后不久，便悄声无息地结束了，其主要原因在于1937年开始的日中战争。
 

１　绪言

　  日本到江户时代为止，医疗的中心是中国式传统医学。但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政府将近代欧美式医学奉为唯一正式的医学，医师仅学习欧美式医学，故自明治28年(1895年)起，纯粹的传统医师不可能延续下去^[1]。但从明治末年开始，从事近代医学的医师中陆续产生了实施传统医疗的人们。另外，近代药学最初组成源于生药学，针灸方面则以保持接受近代医学教育针灸师的形式而得以存续。因有这些背景，故日本从明治后期开始，陆续产生了接受近代医学修饰后的传统医学复兴现象。这里特别需引人关注的是既继承了传统医学、又学习了近代科学的医师、针灸师及药剂师。

　  另一方面，中国自明代开始，伴随欧洲医学的传入，陆续出现了被称之为“汇通学派”的折衷流派^[2]。清末时期的丁福保就是其中之一，他颇费心血翻译、出版了和田启十郎的《医界之铁椎》等日本明治之后的医药书^[3]。明治后期相当于中国清朝末期及民国时代，过去笔者曾调查研究了此期间中国对日本传统医书的出版状况^[4][5]。观察此过程，发现中国曾有几次流行出版日本医书，而其盛衰程度与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状况相关，包括清末之后的汇通学派在内，在中国传统医学界，日本医书的影响时隐时现。以下将就此问题作进一步详细探讨。
 

２　中国版日本医书的年代变化

　  笔者首先根据文后所注参考文献4的研究结果，以5年为单位，统计了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所出版的日本明治前、明治后传统医学书籍的次数，包括再版书籍在内，如图1所示。相当于清末时期的1910年以前日本医书被出版30次、相当于民国时期的1911-1950年间出版207次、民国时期占绝对优势。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高潮是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为契机，约在1905年迎来了最初的波峰^[6]。留学生从归国到开始活跃，应要相距4、5年。因此我认为，1911年出版数量开始增加的原因、与归国留学生在其中的活动相关。

　  当时的日本持续采用近代医药学，开始出现了新形式下传统医药学的胎动。因此中国人对此加以关注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日本传统医书的出版增加始于1911年-1920年期间、出版物半数以上均为明治之后的书籍。且出版状况从1921-1925年的11次，到1936-1940年的89次出现成倍增加。观察此阶段每年的出版次数变化，发现自1929年起出现突变，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关^[7]。

　  事实上，1929年2月，民国政府第1次中央卫生委员会批准了“废止中医案”，这是因仿效日本明治政府约半世纪前开始实施的废止汉方政策的结果。但中国中医界以日本为先例，迅速做出了反应，故1936年中医获得合法地位，并在1937年3月成功地使政府卫生署设立了中医委员会。

　  与此相对应的措施之一是传统医学教育的体系化及新教材的编纂。这是因为要反驳来自于废止中医派的批判，又必须得到社会舆论及政治家的理解。另一方面，日本江户中期之后，古方派及后期考证派均否定将五行学说应用于医疗中。于是自清末开始，许多考证派的著作陆续被介绍给中国，它们具有高度的学术性和体系性，相当于幕府江户医学馆的教材，且明治后的传统医书也接受了近代医学的洗礼。这样一来，对于当时中国医学走向体系化和近代化，日本医书成为很有益的原型。自1929年始，中国出版日本医书数量急剧增加的原因，可能就是由此而致。

    但出版数量从1936-1940年间89次的顶点，急剧减少为1941-1945年间仅7次。观察此高峰期间每一年的状况，1936年为83次，翌年1937年3次，1938年1次，1939年骤减为0次。包含近代医药书在内的日本医药书，其完整的中文翻译本也显现出完全相同的倾向^[8]，这与1937年中医存亡运动的成功结束没有什么关系。理由是显而易见的，1937年第二次上海事变开始，因日中全面战争，中国掀起了反日高潮并进入战乱。结果民国时代中国出版日本传统医书的热潮，在1928年至1936年的8年间悄然终息了。

　 

    另外，在出版热潮终了之前，考证派所著书籍一直渐增，但其它类和古方派的书籍在1936－1940年间也有急速增加。另一方面，明治后的书籍在出版热潮之后的1941-1945年间也未见极端下滑，1946年后反而有增加趋势。关于这些问题以下将做进一步讨论。
 

３　明治前医书的中国版

　  中国有不少医学丛书收载了明治前出版的日本医书，因此明治前书籍的中国版，事实上丛书本占大多数。兹将被丛书所收的日本医书整理为表1。由此可见，丛书收载的多为明治前的医书，明治后之书为(　)内所记。如前所述，出版数量的高峰为1936年的83次，由本表可知，其中到第79次为止是丛书本。而且含有72种日本书籍的《皇汉医学丛书》，在其中占大多数。
 

    考证派的著作1936年后出版持续增加，表示了对它们的评价渐渐落实。他们的书籍，到现在为止中国仍多次再版，仅多纪元坚的著作就有57版，比日本31版高出许多^[9]。因此在丛书中也出现了对考证派的著作加以评注之书籍。而且评注者为恽铁樵、曹炳章、何廉臣等，在民国中医界占有指导势力，是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岩，在多纪元胤《医籍考》的中国版中也有题字，这说明处于对立双方的废止中医派与汇通学派的中心人物，均对考证派的著作进行了评价。
 

４　明治后医书的中国版

　  明治以后的书怎么样呢？笔者调查了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版2次以上的明治后医书，包括汉方治疗书8种、针灸书5种、生药书4种，计17种书。其作者构成情况：汉方治疗书全部为医师，生药书为药剂师或药学工作者，针灸书为针灸师、针灸学校或医学者，大家均从事近代医药学工作。明治以降与此不符合的内容及著者的传统医书也不少，但那些书在以上17书以外的中国版是屈指可数的。即当时的中国喜爱接受了近代科学修饰之后，所谓被“科学化”的书籍。

　  刊行次数最多的是高达7次、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周子叙在翻译《皇汉医学》时刊载了汤本求真自身的祝辞，周氏在序中写道：“…凡汤本所言、皆余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中医垂绝之绪、庶几可以复振矣。夫资科学之实验、则不偏尚悬解、明古方之妙用、则不徒重机械、是诚医林之准绳、民生之根本也…”^[10]。此书初版于1929年年末，同年2月前述的“废止中医案”被批准，从该序文中可体会当时的急迫感和对本书的期待感。事实上、前述17书中的6书集中出版于1929年和1930年，可以说它们作为废止中医案的对抗政策，及近代化、科学化的模型而被应用。

    另外刊行4次的《医界之铁椎》，其作者是学过近代医学的和田启十郎，他指责了近代医学的不足，这是日本最初主张汉方优越性的书籍，以上17种书也都具有这样性格。另外，提倡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汪企张、余岩，二人均毕业于大阪医科大学。象《医界之铁椎》这样的书可以在反对他们的辩论中加以利用，对于当时的中医界可能是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恰好援兵。
 

５　影响

　  如前所述民国时代的医学丛书中，收载有对考证派多纪元简、多纪元坚的著述加以评注的4种书，其中2种为研究《伤寒论》的书。这些评注者中以汇通学派人物最为引人注目，同时这些著作对于汇通学派自身的《伤寒论》相关著述也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觉查到了明治后日本传统医学发展的反方向性，叙述了仿效于此的危险性。汇通学派的人们欲将近代医学的有利因素导入到传统医学中，其领导者不是从近代医学校毕业的，这与近代医学导入日本的状况不同。

    结局是，明治后的医书只不过出现表面上的流行，再加之日中战争这一重要原因，日本传统医书出版高潮本身非常简单地悄声无息了。只是现代中医学的基本体系，是由受近现代医学影响下中华民国时代的汇通学派所形成，从这一点来看，日本江户时代古典医籍研究也给予其不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涉及新中国中医学，因为汇通学派的门人们编纂了新中国中医学的初期教科书。
 

６　总结

    中国自出现留学日本高潮后，随着从日本归国者的增加，自1911年起，翻译出版日本传统医书开始增多。其急剧增加起于1929年，直接原因是因仿效日本明治政府的“废止中医案”于同年被批准。中医界为了回应来自于废止派的批判，研究中医近代化、科学化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作为有益于中国医学革新的模型，日本医书得以流行。

　  随着需要量的增加，翻译时费力较小的明治前日本医书，大多以丛书本方式在中国刊行。特别是以多纪家族为中心的考证派著作，不仅增加了一定的出版量，而且还使中国出现了对他们的著作加以评注的书籍。考证派关于《伤寒论》的研究，对汇通学派的著述也给予了不少影响，医书文献研究中亦留有废止中医派的评价形迹。另外，1936年古方派书籍《皇汉医学丛书》作为高峰而有一时性的流行，不过没有留下太大影响。

　  明治后书籍在中国的出版从1929年开始转向增加，因日文必须翻译为中文，未见有急剧增加。观察1911年起出版2次以上的书，著者几乎都从事近代医药学研究，即所谓“科学化”书籍受到欢迎。这些书的作者指出了近代医疗的不足之处，或多或少地提倡传统医疗的优越性，因此对在那些在日本学过近代医学的废止中医派而言兼有反论性质。只是汇通学派认识到这种“科学化”与近代医学相同化，结果“科学化”书籍只限于表面流行。

　  以明治前书籍为主、始于1929年的日本传统医书出版高潮，于1936年迎来了高峰期，之后无声无息地结束了。1937年的日中战争是其重要原因。虽然“假如”这个词在研究历史上没有意义，但我不得不梦想，如果没有战争，现在中日两国传统医学是不会存在这样的隔阂的。
 

参考文献及注释∶

[1]此期间白炽化的中医存亡运动，深川晨堂的《汉洋医学斗争史－政治斗争篇》(复刻版，东京．医圣社，1981)中有详述。

[2]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154-180页，“第8章∶汇通学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3]高毓秋、真柳诚“丁福保与中日传统医学交流”，《中华医史杂志》22卷3期，175-180页,1992年。

[4]真柳诚“中国において出版された日本の汉方关系书籍の年代别目录　第1报”《汉方の临床》30卷9号47-51页,1983年。“同　第2报”同30卷10号32-41页,1983年。“同　第3报”同31卷2号64-75页,1984年。

[5]真柳诚“清国末期における日本汉方医学书籍の传入とその变迁について”《矢数道明先生喜寿记念文集》643-661页，东京．温知会，1983年。

[6]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55-62页、东京．くろしお出版, 1960年。

[7]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109，114-117，122-127，142-149，154，278页.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8]日本医药书的所有中文译本， 从1896-1911年的46种书到1912-1937年的119种书急剧增加，1938-1945年激剧减少为13种(实藤惠秀监修“4．应用科学类译书明细表”《中国译日本书总合目录》47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9]真柳诚,郭秀梅“多纪元坚の著述”《日本医史学杂志》42卷1号111-113页, 1996年。

[10]据1929年上海中华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