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肖永芝
在中国古代本草学的历史上，有几部非常重要的本草著作，如先秦的《神农本草经》、南北朝时期的《本草经集注》和唐代《新修本草》等。这几部本草著作不仅在中国本草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它们都曾传入日本，奠定了日本本草学的基础，在日本本草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如今，它们在日本的传承经历，已成为中日两国科学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神农本草经》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已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曾有多种不同的古本传播到东瀛邻邦。例如，日本先淳和天皇天长二年（825），东宫学士滋野贞与诸儒奉敕撰集《秘府略》一千卷，此书今大部分均已亡佚，所存唯第八六四、八六八两卷。据日本学者白井光太郎考察，在其中第八六四卷的百谷部中，可见《本草经》、《神农本草经》等书名及佚文，说明早期传入日本的《神农本草经》就有不同的异本存在1。
由于《神农本草经》的原文被收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和唐代官修《新修本草》等本草著作中，随着这些著作传入日本，《神农本草经》原书在日本也逐渐亡佚。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书，约成书于宇多天皇宽平年间（889～898年），收录《桐君药录》、《采药图》、《杂药论》、《杂药图》、《杂药》、《新修本草》等168种医书，其中记有“《神农本草》七，陶隐居撰2”，可知藤原氏所见也只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而非《神农本草经》原书了。
《本草经》一书在中国也散逸失传，但因《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尤其是《证类本草》等辗转保存了该书的大部分佚文，这些著作传入后，使日本人也有条件来辑复、注解、传授或研究《神农本草经》。如日本江户末期，日本汉学家、藏书家狩谷卿云（望之）曾辑有《神农本草经》三卷，今中国南京图书馆藏有天保八年（1837）井山维熙的抄本。多纪元简、小岛宝素也分别从《太平御览》中辑出《神农本草经》一卷3。其他辑注本、译注本尚有《神农本经讲》、《神农本经口授》、《神农本经纪闻》、《神农本经臆断》、《神农本草经解》、《神农本草经解故》、《神农本经温故》等4。
在辑复研究《神农本草经》方面成就最高的日本学者是森立之。森氏主要依据《千金方》、新发现的《新修本草》残卷、《医心方》及《本草和名》等古书辑复《神农本草经》五卷，除上、中、下三卷外，尚有序录一卷、考异一卷。此书于嘉永七年（1854）由温知药室刊行，昭和八年（1933）复经重刊；在中国则有群联出版社（1955年）和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出版。安政五年（1858），森立之又撰著《本草经考注》四卷，对《神农本草经》的本草名物进行了详细的训诂考证，其学术价值引起了两国学者的重视。
位于日本本州岛的奈良县，是日本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素有“文物古迹宝库”之称，历史上著名的藤原宫遗址即在该县境内的（木＋疆－弓－土）原市。公元694～710年间，藤原宫曾作为当时的帝都，历经持统、文武和元明三代天皇。1934年以后，日本开始发掘藤原宫遗址，出土了一批木简残片，木简上除记载药方、药名外，其中有两枚正面分别书有“囗草集 本草集注……”、“本草集注上卷”等字样，还有一枚记有“大宝三年”的日期6。
大宝三年相当于唐武则天的长安三年（703）。日本文武天皇时代曾仿照唐代律令制定了国家法律《大宝令》，于大宝元年（701）最后完成，其中的《医疾令》即为有关医药的法令。《医疾令》中明确规定“医生习《甲乙》、《脉经》、《本草》，兼习《小品》、《集验方》等7。对于当时医学生学习教材中的“本草”，究竟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抑或是唐代官修的《新修本草》？历来颇有分歧，但从《大宝令》制定后仅两年的古都出土的木简上记载有“本草集注”的字样这一点来看，当时把《本草经集注》作为指定教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将《本草经集注》一书作为医学生的规定学习教材，明确写入国家法律之中，说明此书当时在日本影响之大。
《本草经集注》大部分内容被碾转收入《新修本草》、《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书中，因此原书在我国早已亡佚，然而其古卷子本残卷在日本尚有保存。明治四十一年（1908），橘瑞超等受京都本愿寺主持大谷光瑞之命赴中亚探险，从敦煌石室获得《本草经集注》的卷轴残卷一种，内容为《本草经集注》的序录部分，但文字与《证类本草》卷首所引陶氏佚文互有差异，最后一行文字为“本草集注第一序录 华阳陶隐居撰”，卷末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庐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两行署记。该卷子实物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二、三十年代小川琢治曾撰文作过考证。1915年，罗振玉从小川琢治处得到该卷子全卷的照片，将其影印收入《吉石庵丛书》中，今中日多家图书馆均有收藏。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又据罗本影印出版该书。
江户末期，森立之、小岛尚真、曲直濑正信等人辑复《本草经集注》七卷，其内容卷一为序录，卷二玉石三品，卷三草木上品，卷四草木中品，卷五草木下品，卷六虫兽三品，卷七果菜米食三品和有名未用。此书初稿本现存日本国会图书馆，第二稿由森约之誊清并校勘，曾为罗振玉收藏，罗氏逝世后，由其孙罗继祖转赠予黑田源次8。1972年，第二稿经冈西为人付加解题后影印出版。
《新修本草》成书后不久即传入日本，现知在天平三年（731）就有日本人誊抄过此书（以下将详细说明）。又据收入《大日本古文书》卷三的正仓院文书《写章疏目录》，其中记有“《新修本草》二帙廿卷”，所记时间为“天平二十年六月十日”，即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在《续日本书记》卷三十九中，延历六年（787）五月戊戌“典药寮言：苏敬注《新修本草》与陶隐居《集注本草》相检，增一百余条，亦今采用草药既合敬说，请行用之，许焉。”由此可知，在公元787年以前，典药寮一直是使用《本草经集注》的，至此开始，《新修本草》逐渐替代了《本草经集注》的作用。在日本延喜年间（901～922）由政府颁布的文告《延喜式》卷十八“式部”中，规定“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卷三十七“典药寮”规定“凡读医经者，《太素经》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十日……”可见《新修本草》在当时也是深受重视的，它的主要内容还被收入《医心方》、《大和本草》等日本古医籍中。但因中国的《大观本草》、《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传入日本，又替代了《新修本草》的作用，所以《新修本草》在日本也逐渐湮没，直至近代，其中的一部分才重现于世。
前面提到，在日本的天平三年（731）曾有日本人誊录过《新修本草》，这个人就是田边史。在他抄录的《新修本草》卷子本的卷十五之末，记有“天平三年岁次辛未七月十七日书生田边史”字样，天平三年距《新修本草》成书仅72年，当时鉴真大师尚未赴日，而鉴真是随第九次遣唐使于天平胜保五年（753）抵达日本的，因此有人推测《新修本草》是灵龟三年（717）由第七次或更早的遣唐使带到日本的9，当然也不排除由当时的学问僧带去的可能性。
田边史抄录的原本也不存于世，但在十三、十四世纪，又有人据他的卷子本誊写过，在抄写过程中，卷十五末“天平三年……书生田边史”一段文字被原样录下，书中还保存有部分唐代俗写的古文字，19世纪末，这个传抄本被发现，从而使《新修本草》原书得以重见天日。
据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补遗》所载：“往岁狩谷卿云西上观一缙绅家旧抄，即五六百年前人据天平抄本誊录者，实为天壤间绝无仅有之秘笈，仍亟影摹以传同人……”狩谷卿云（1775～1835年）即日本著名的汉学家、藏书家狩谷[木+夜]斋（望之），卿云为其号，又因他收藏有汉镜、汉钱、王莽威斗、中平双鱼洗、三壶等五件汉代文物，本人又“身嗜汉学，乃亦非汉时物哉”，故又号“六汉老人”。狩谷卿云卒于1835年，故他发现“五六百年前人据天平抄本誊录”残卷的时间当在1835年以前，他所“影摹以传”者仅为卷十五的一卷，所传“同人”有浅井贞庵、小岛宝素等人，可惜他所依据的底本也亡佚失传。
据中尾万山《唐新修本草之解说》，著名医学世家传人浅井贞庵（紫山）辗转闻知仁和寺保存有《新修本草》的五卷残卷（存卷四、五、十二、十七、十九）后，命门人冢原修节等于天保五年（1834）借出仁和寺卷子本重抄10。今此五卷仍收藏于京都仁和寺，昭和十一年（1936）由大阪图书刊行会据原物拍照影印。
又据1981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罗振玉旧藏的卷廿之末，有小岛氏写于弘化三年（1846）年的题识，云：“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廿，岁在壬寅，陪从一品准后法亲王朝觐于京师之时传录此四卷，原卷仁和寺宫宝库所藏云。”说明仁和寺在天保十三年（1842）还藏有以上四卷，但此四卷早已下落不明，幸而赖小岛氏的传录而将原文保存下来。
上述三种残卷合起来共有10卷，相当于原书卷帙的一半。狩谷氏所传一卷与仁和寺所藏九卷的关系一时尚难缕清，但这10卷残卷的发现，很快引起了中日两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日本著名的汉学家、藏书家及医学家如福井氏、浅井氏、小岛氏、多纪氏、森氏、涩江氏等家族均收藏过它们的不同摹写本，今京都大学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名古屋市逢左文库等尚收藏有多种传抄本。1937年，大阪本草图书刊行会据尾张德川黎明会藏本影印出版卷十五。而罗振玉、杨守敬、傅云龙、陈榘、董康等中国官员或学者也曾在日本获见这些传抄本的影摹本，并分别将他们的有关见闻写成题识或叙跋11。1891年，罗振玉购得有森立之题识的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1年据罗氏此本影印。1889年，傅云龙在东京得见小岛氏藏书的传写本11卷（其中卷三为小岛氏补辑），陈榘复赠予卷四、卷五、卷十五共三卷，于是将所得影刻成《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十卷补辑一卷》，收入《（纂－糸＋良）喜庐丛书》之二，这是该书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据此本影印出书；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又分别重印群联出版社的影印本。
除上述摹写本、影印本外，冈西为人曾辑复该书，名为《重辑新修本草》，1964年在台湾首次出版，此后在日本也有刊本12。又据冈西为人所言，小岛宝素也辑有《新修本草》二十卷13。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而科学文化的交流则更是渊远流长。《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和《新修本草》三部中国本草学著作在日本的传播、保存、辑复、刊印、研究，以及它们重新传回中国的史实，曲折复杂而富于传奇色彩，必将传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佳话。
参考文献
1.白井光太郎.本草学论考.东京：春阳堂，1933：28
2.同1，29
3.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北京：人卫出版社.1958：1248
4.马继兴.中医文献学.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253
5.冈西为人.本草概说.大阪：创元社，1977：328
6.日本医史学会.图录日本医事文化史料集成.第一卷，27～29
7.服部敏良.奈良时代医学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8：76
8.罗继祖.《新修本草》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同5，336
10.中尾万山.唐新修本草之解说.大阪：大阪本草图书刊行会.1936：16～17
11.吴德铎.从《新修本草》看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中华文史论丛.1979.(2)：474
12.同5，见赤堀昭所撰《著者略历》，557
13.同3，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