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江户时期，中国医学知识大多通过书籍传到了日本，其中部分书籍凭借和刻（日本刻）版，在日本普及并被广泛接受。笔者对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版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分析，因为该方法有可能历史地、量化地把握中国医学传入和被一般社会所接受的实际情况。结果如下所述∶

    有传入记载的中国医书为804种、1917次，这些均为在中国流行、部头大，并能以高价售予日本的书籍。

    中国医书的和刻版为314种、679次，约半数出版于江户前期，尤其集中在内容难解的“内经”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单经（白文）本在注释本发行40-50年之后有和刻。从江户中期开始，随着医学的日本化和日本医书的出版增加，中国书的和刻版急剧减少。

    所有传入医书约40％有和刻版。从传入至和刻，50年内的比率高达46％，这种时间差越在江户早期越短。早在江户前期，和刻版中的畅销医书已经是3卷以内的薄册，且大多与当时中国的流行医书或最新医书无关。另外，在整个江户时期，也有从大部头书中拔粹或摘编的现象，由此可窥知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

    据此，日本在江户时期，从自身角度接受了中国医书，并进而接受了中医学，同时加以日本化。

    关键词∶日本；江户时期；中国医书；和刻

    江户时期，中国的各种知识大多通过书籍传到了日本，并为日本文化各方面所接受，同时亦实现了日本化。现在被称为汉方、针灸及东洋医学的日本传统医学也不例外。医学在江户时期的发展、深化或者日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医书所起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谈到外国书籍的影响时，首先应该考虑书籍的传入与普及年代问题。另外，还必须考虑它们的普及程度。

  　由于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对进口书籍严格管理，因此，整个江户时期，以长崎为中心，对传入的书籍，从书名到船运年代等，既有国家记录，又有个人记录，至今尚保存有许多史料。另外,还有一些二手史料，它们记载或引用了比现存原始史料年代更早的书名和文章，并且几乎可以排除它们属于传闻或间接引用的可能性。

    因此，笔者和友部从大约三十种传存史料中，选出了可以直接或间接了解其传入年代的医书，收集各书的记录年代，编撰了《中国医籍传来年代总目录－江户时期》(以下简称
为《目录》)¹。

    另一方面，随着江户时期出版业的兴盛，中国书的和刻版大量刊行，时至今日仍能轻易觅得。江户时期和刻版书籍对普及有关知识的意义非常大。也就是说，中国医书的和刻年与和刻次数，可以准确显示中国医学知识的普及年代及其普及程度。关于和刻的情况，小曾户氏等撰有《和刻本汉籍医书出版总合年表》²（以下简称为《年表》）以及书名索引³及出版者名索引⁴。

    因此，笔者将以《目录》和《年表》为中心加以统计、比较、分析，这与逐个研究江户时期着述的方法具有不同的视野，有可能历史地、量化地把握中国医学传入，以及被一般社会所接受的实际情况。
 

１  传入中国医书的考察

  1.1  资料的考察与统计

    本研究以《目录》作为主要统计资料。《目录》依据现存原始史料及二手史料中的记载，收集了有传入记录年代等内容的约980种书名条目。但由于整个时期的原始史料并未全部保存，因此原始史料缺如期间的记录是不完全的。为了补此缺憾而使用了二手史料， 为方便起见，将二手史料的成书年代作为其所记载书籍的传入年代，这些年代在《目录》中已加以区别记载。

   《目录》的标题书名中包含有荷兰书⁵及朝鲜书⁶，其中有许多中国书，虽书名的标记法⁷及文字⁸相异，但可以判断为同一书；还有一些是在发表《目录》后对书名标题和年代的追加⁹及后来发现的误排错字¹⁰。因此本文对前者予以削除、调整，后者加以追加、订正而进行了统计。其结果，江户时期有传入记录的中国医书，除去版本等的差别外，共计804种。

    这804种医书所属学科领域分布如下∶“本草”系统(药物书)87种，与古典仲景医书相关的“伤寒”∶“金匮”系统64和10种，与古典内经医书(《素问》《灵枢》《难经》)相关的“内经”系统25种，“针灸”系统(针灸、经穴书)15种，按疾病分类专书中，数量显着的“痘疹”系统37种，此外以医方书为主的“医方等”¹¹系统566种。

    据统计804种医书传入年代的记录次数共1917次。分类为∶“医方等”1295，“本草”252，“伤寒”173，“金匮”25，“内经”82，“针灸”31，“痘疹”59。表1是以十年为单位进行统计的结果，其变化情况如柱状图1所示。
 

  1.2  传入医书的倾向及特征

  1.2.1  年代变化

　　表1所显示的1601～1870年间约相当于江户时期。虽与历史分期稍有差异，但为了量化地概观这270年间的变化，按九十年将其三等分。其中1611～1690年为前期，1691～1780为中期，1781～1870年为后期，再一次统计为表2。

　  由表2可知，整个江户时期中传入的中国医书以中期记录为最多，占43％；接下来的顺序是后期的37％＞前期的20％。但具体观察所划分的七种类型，既有与总体顺序相同的“医方等”、“本草”、“内经”，也有与总体顺序相反的“针灸”、“痘疹”，成为前期＞后期＞中期之顺。另外，“伤寒”、“金匮”的顺序为后期＞中期＞前期，即随着时代的推移，传入记录逐渐增加。以上内容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年代的变化，但还有必要进行更细致地分析。

    270年间共计有1917次传入的记录，平均计算每10年为71次。由表1与柱状图1所见， 每10年的记录次数在60～110次左右的期间比较多。但是也有记录非常少及超过150的时期。
 
 

    1610～1630年之间记录少的原因如下: 为了调查长崎传入的书籍，宽永七年(1630)， 根据江户幕府的命令，以“切支丹宗门目付并御制禁之书吟味”(调查严惩基督教门徒及江户幕府禁止进口的书)为目的开设了春德寺，由此开始春德寺的住持代代相承此职¹²，因此1630年以前大概没有国家对传入书的调查记录。但在1601～1610年间有11种书的传入记录，这是因引用了儒官林罗山(1583～1657)“既见书目录”¹³中的二手史料，所记录的是1604年部分的中国医书。

    另一方面，根据宽永十五年(1638)的锁国令，中国船贸易只限于长崎。翌年1639年开始，医官向井元升(1609～1677)受命前往长崎，以“唐船より持渡る御书物御文库纳め”(中国船所带来的书籍须奉纳给幕府文库)为主要目的开始调查进口书籍¹²。此任命似与1639年7月幕府图书馆迁移至在红叶山、新建的御文库相关。大庭修研究推定¹⁴御文库目录是向井家的记录，收藏了自1639年起奉纳给红叶山文库的传入书籍，因而1631～1640年之后传入书的记录急剧增加。

    1661～1680年传入记录急剧减少亦事出有因。清朝为了诛灭抵抗他们的郑氏，从顺治十八年(1661)发布迁界令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发布展界令期间，禁止一切船舶出海¹⁵。这是影响到记录剧减的重要原因。

    1771～1790年和1821～1830年约三十年间的记录少，是因为原始史料不足，同时，此期间二手史料也不足。1861～1870年间一条记录都没有，也是因原始史料、二手史料均不足。这可能和江户幕府末期的混乱有关。

    此外，1711～1730年和1831～1850年各二十年间的记录次数有所增加。1711～1730年间的享保五年(1720)，德川吉宗将军为了研究天文、历法，发出了弛缓令¹⁶∶“切支丹の{口+尊}迄に不障文句书入候分者，御用物者勿论，世间江卖买为致候而も不苦候”(无明显与基督教相关痕迹的书籍,江户幕府可购买,世间人也可买卖)，缓和了进口书籍的限制。吉宗自身也定购了地方志等书籍。受此之托的中国船从1723年开始，尤其是在1725、1726年，运来了大量的书籍¹⁷。可以考虑记载增加是受此影响。1831～1850年间后期因一手、二手史料都很丰富，故记录次数增加了。

    如上所述，传入的记录次数的确随年代变化而有所增减，但若除去包含在清朝禁止一切船舶出海期间的1661～1680年之外，江户时期实际传入的医书数量总体似没有极端变化。结论是:通常的传入记录为每十年60～110次，中期1711～1730年和后期1831～1850年的各二十年间出现了两次高峰。

    从表１各学科领域年代变化的高峰来看，这些高峰至少有一个重复在1711～1730年或1831～1850年期间。也可认为，随着上述年代的变化，各学科领域的传入记录基本相同。

  1.2.2  传入的频度

    传入记录的年代变化，无论是总体还是各学科，都具有同样的倾向。但若一览整个江户时期，比较其传入记录的次数和种数的话，每一学科领域的特征大概会呈现出来。

    除了版本等的差异外，笔者计算了同一书在整个江户时期被记录的次数，即记录频度。记录频度由传入书的记录次数(b)除以种数(a)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其平均值为2.4，即平均一种中国医书在整个江户时期有2.4次的传入记录。与此平均值相差较大的为“内经”(3.3)和“痘疹”(1.6)。二者与平均值从2.4开始相差均在30％以上，无论如何不在统计上的误差范围内。“内经”是种类少的书反复传入，而“痘疹”则与其相反。这个有效的特征或许能窥视传入的倾向。
 

　　例如“内经”系统传入记录为5次以上的书，在25种中有8种，进一步统计《素问》为20次，《马玄台注素问》为11次¹⁸。“内经”古典和少数注释内经的书反复传入，可能是因其在中国医学中最重要，而且属于难解的古典。但是无论《素问》抑或《马玄台注素问(素问注证发微)》，江户前期已经出版了和刻本(下文将述及)，又当时对於指定书籍并准予进口的权限仅在江户幕府，特别是将军所有的¹⁹。因此很难考虑这是因日本一方的需要而使频度增高；推测可能是由于中国方面船舶运载的结果而使传入记录的频度增高的。
　
   “痘疹”系统37种书中传入记录最多的唯一只有《痘疹全集》5次，大多数不过为1～2次1。此“痘疹”系统中无古典，另外还包含有痘疹病中能致人死命、且难以治疗的天花。因此各种各样的痘疹治疗书接连不断地在中国刊行，并传入了日本。

   “内经”系统和“痘疹”系统的记录频度，很明显是完全相反的。尽管如此，其原委并非在进口书的日本一方，似与出口书的中国方面相关。当然因日方预约而传入的书也有不少，但未在整个传入书中占有很高的比例。

    那么，从显示的数值来看，其他学科的传入记录与平均频度无大差别，则从传入书种数等的走向，大抵能推测中国方面的状况。

    以上通过探讨传入中国医书的倾向，经资料统计后，据其年代变化和传入频度研究结果，可得知若干倾向及特征。围绕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而与和刻本作比较研究。
 

２  和刻中国医书的研究

  2.1  资料的研究和统计

    本研究以《年表》为主要统计资料。此《年表》根据日本、中国主要公共图书馆目录等，精选了刊印年明了的和刻中国医书，按刊印的年代顺序列出书名条目，收集了320种书，记载有其成书朝代、著者、卷册数、出版者、收藏地等文献情报。《年表》也记载江户时期之前的和刻本，但本文不将其作为统计对象。另外，因除去了如庆长版等虽能推断年代、但刊印年不明的和刻本，当然实数超过了320种。

    《年表》所列出的书名条目包含有朝鲜书²⁰，有不少书书名标记法虽不同，但可以判断为同一书²¹。另外在《年表》发表后，增补书名条目和年代的书²²，及发现有误认、误排错字的书²³，甚至条目为丛书所收的书也应加以统计²⁴。因此对前者予以削除、调整，后者加以追加、订正而进行了统计。其结果，江户时期复刻的中国医书，除去版本等的差别外，共计314种。此314种书大致分布如下∶“医方等”27，“本草”25，“伤寒”27，“金匮”3，“内经”14，“针灸”14，“痘疹”24。

    这314种医书的和刻次数共680次。具体为“医方等”411，“本草”53，“伤寒”70，“金匮”16，“内经”60，“针灸”39，“痘疹”31。以上资料以十年为单位进行统计后归纳为表4。江户时期的变化情况如柱状图2所示。
 

2.2  和刻书的倾向与特征

  2.2.1  年代的变化

    首先从柱状图2中概观整个时代的变化情况。中国医书的和刻次数自1601年开始增加，1651～1660年间形成第一次大高峰。此后开始减少，1761～1770年之后又转为增加，1791～1800年间出现了第二次小高峰。之后至幕府末期、明治时期持续减少。

    仔细分析一下表4后发现:1601～1871年的270年间，中国医书曾和刻680次，平均每10年约出版25次和刻本。再将这270三等分，以90年为标准分前、中、后三期，每期中超过平均值25次以上的和刻次数，以10年为标准来看，前期6次、中期2次、后期3次。此与柱状图2所见的大高峰及小高峰的存在一致。而且在前期90年中约有60年均超出平均值，显示和刻本集中出现于此时期。

    将表4以90年为单位再次统计为表5，观察其和刻次数，前期为324次，占总体的48％；中期为186次，占27％；后期为170次，占25％。可知前期和刻中国医书即占总体的近半数。中期则急剧减少，后期又比中期稍有减少。后期虽曾出现了和刻小高峰，但并没有将后期总体的走势变减为增。

    而在前期之初的1610～1630年间和刻为81次。其中确认由古活字印刷者达55次^2,22。另一方面，即使根据印刷能判断为古活字版，但因其未载刊年而排除在本统计之外者，亦足超出30版²⁵。

    这种古活字版只能印刷一次， 且印刷部数很少，故比整版本现存率低。并且从时代而言，越是古的书现存率越低。那么实际的和刻次数，年代越古，其统计结果比例应该越高，特别是以古活字版为主的1601～1630年间，和刻次数恐怕更可能有所增加。总之可以断定，相对于总体而言，中国医书的和刻集中于江户前期。
 

    从表5各个学科领域的情况来看，“医方等”、“本草”、“针灸”与总体年代变化一致，而其他学科未必相吻合。即“内经”的和刻在前期相当集中，“伤寒”、“金匮”、“痘疹”却相反，前期起始，到中期、后期和刻增多。当然和刻本是以日本的需要为前提刊行的，而且以上总体与各个学科间的年代变化，可以说反映了江户时期对中国医书的需要，以及接受中国医学的情况。

  2.2.2和刻的频度

    至此已可知和刻本总体的年代变化和各学科的态势。但若一览整个江户时期，比较其和刻次数和种数的话，会呈现甚么特征呢？

    除了版本等的差异外，再计算一下同一书在整个江户时期被和刻的次数，即和刻频度。和刻频度由和刻次数(b)除以种数(a)所得，结果如表6所示。
 

    其平均值为2.2，它表示一种中国医书在整个江户时期和刻了2.2次。与此平均值相差较大的为“金匮”的5.3，“内经”的4.3和“痘疹”的1.3。无论那一个都与平均值2.2相差在30％以上，不可能是统计上的误差。“金匮”和“内经”是种类少的书反复传入，而“痘疹”则与其相反。下面根据此特征来分析一下和刻的倾向。

    和刻的情况是∶“金匮”系统中《沈注金匮要略》中期1次，《金匮（要略）心典》后期2次。另一方面，无注的单经本(白文本，下同)《金匮要略》为《仲景全书》所收本5次²⁴，单经本8次²，共计和刻13次。但这只不过是统计上的数字，如果再加上未记载刊印年代的版本，以及同一年采用复数藏版，用版木轮流印刷的先印、后印本，单经本《金匮要略》的刊印共有4种系统、9种版本，达25种²⁶。“金匮”系统中传入的记录有10种，说明日本特别喜好单经本。关于其背景尚需另做考察。

    “内经”系统集中于江户前期，种类少却反复被和刻。其中14种中和刻达5次以上的4种书是，《素问入式运气论奥》13次，《难经本义》12次，《素问玄机原病式》10次，《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5次^3,22。这4书共计和刻40次，约占整个“内经”系统的67％。而且该四书不是“内经”系统的单经本。即使是比较容易读解的《难经》，也有二种注释本反复被和刻。至于更难读解的《素问》，和刻的既非单经本，亦非注释本，而仅是集中于对原书的一部分内容详加解释之书。“内经”系统总体很难理解，故江户前期特别喜欢容易读解的书，也许到了中、后期这种需要减少了。这与因喜好单经本而同样和刻频度很高的“金匮”系统，到江户后期仍流行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相反和刻频度低的“痘疹”系统的24种书中，和刻数最多的唯一只有《痘疹活幼心法》5次，其他和刻2次的有3书，此后均为1次^3,21,22。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痘疹书被和刻，其中仅1书曾稍有流行。“痘疹”系统传入记录的频度，与此有同样倾向，各种新出的痘疹书接连不断地由船舶载运而来。导致这样和刻倾向的理由与传入倾向是相同的，都因痘疹病中包含有致死性、难以医治的天花，并且都不是古典书籍吧。若除去年代的改变，可以判断“痘疹”系统书在中国刊行的原委，与在日本和刻的原委是相同的。

    上述“金匮”系统的单经本、“内经”系统的注释本被反复和刻，二者均反映了当时的日本所需。另一方面，“痘疹”系统中各种各样的书予以和刻，并不是日本特有的情况，可以认为中国刊本亦具有同样的背景。

    和刻频度的平均值2.2，与传入记录频度的平均值2.4很接近。由此类推，表6中和刻频度与平均值相近的其他学科，其和刻与传入具有类似的倾向。或者说，从“金匮”、“内经”系统的和刻中所窥视到的日本的独特背景， 与其他学科的和刻是否有甚么内在的共通之处呢？ 关于这一点，需进一步比较研究传入与和刻的中国医书。
 

３  中国医书的传入与和刻的比较研究

  3.1  年代变化－－接受倾向及医学的日本化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认为，中国医书的传入记录次数，在前期的1661～1680年间剧减。另外，除去中期和后期的各一次高峰外，医书传入的总体未有极端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和刻次数约半数集中于前期，后期虽有小高峰，但从中期以降已逐渐减少。大约一定数量范围内持续传入的中国医书，其和刻情况亦从中期开始明显减少。这是日本一方的原委，即中国医书的需要减少了。为何减少了呢？

    大家马上会想到的是与传统医学的日本化相关连的问题。这一点，由清初的《伤寒论》热而触发兴起的日本古方派，及始于《本草纲目》研究的名物学、物产学、博物学而发展的日本本草学，都可作为例证。

    江户中期所称古方派的先祖名古屋玄医(1628～96)，其视点与古方派有所不同。其已刊行的书籍中，初版的年代顺序是1627年的《纂言方考》，1684年的《难经注疏》，1688年的《医学愚得》和《丹水子》，1697年的《金匮要略注解》等。将各书的刊行年和柱状图2相比，恰与中国医书由和刻大高峰开始转向减少时期相当一致。由此可知，名古屋玄医活跃时期的时代风潮，与和刻的减少密切相关。

    古方派在江户中期的延续者为后藤艮山(1659～1733)、香川修庵(1683～1755)、山胁东洋(1705～1762)，及吉益东洞(1702～1773)。东洞否定中国医学体系中的大部分内容，以应用仲景处方为中心，推进了复古特征的日本化。这种强烈的影响波及日本全土。由于古方派的影响，江户中期中国医书的需要量减少，和刻版也随之减少，这种可能性很高。

    伴随和刻版中国医书的减少，日本人所着述医书的刊行有甚么变化吗？ 这一问题要从本草、名物、物产、博物的刊本数量来考虑。难免有些遗漏，笔者将与此相关书的成书年代以及初版年进行了统计,各书的复刻年代也列入了统计中²⁷，因此可以明确显示时代的变化状况。

    前期从1608年初版的曲直濑玄朔的《药性能毒》开始，到1690年鹰取养巴的《药品炮炙论》为止共38书。中期从1692年人见必大的《本朝食鉴》，到1779年初版的杉山维敬《本草正正讹刊误》为止共刊行79书。后期从1785年初版的冈元凤《毛诗品物图考》开始，到1869年初版的小幡笃次郎译《博物新编补遗》为止共143书。全期合计为260书。

    由表5来看与此时间相符合的和刻版中国医书中的“本草”，前期为24次、中期14次、后期15次，和刻版的中心是前期。但是日本本草系统的书籍，随着如上所述时代的发展，刊行书数急剧增加。与和刻版相比，两者很明显呈反比。日本化发展的结果，在日本书刊行增加的同时，中国书的需要减少了。

   但是江户后期和刻版的中国医书，1791～1800年期间出现有一个小高峰。尽管整个后期呈减少倾向，为何此时和刻数会转为稍有上升呢？ 这好象与多种背景相关。笔者从和刻版中国医书的成书年代开始， 比较了前期1651～1660年的大高峰。其结果如表7所示。
 

    其结果很明显，大高峰中金元代的书占和刻版的38％，小高峰中减少为15％。再将汉～宋代和金元～明清代各分二段来看，大高峰为21％:79％，小高峰变为28％:72％。即后期的小高峰中，宋以前书的比例稍稍增高，而金元时代书的比例大大降低，由此可窥视对宋以前的复古倾向。

    因此，从医学的日本化和向仲景医学复古等的相关问题来看，要对明、清代的“伤寒”学科予以关注。于是发现，大高峰中和刻的伤寒书一本都没有，而小高峰中虽没有明代“伤寒”系统的书，但清代《伤寒古方通》、《伤寒论类方》各有1次，由《医宗金鉴》而出版的《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有3次，与和刻本相关连者共计5次。小高峰主要与这样的复古倾向相关，由此可以理解宋以前书及清代研究《伤寒论》的书在日本需求的成因。

    将以上内容归纳如下:

    除去特定的时期外，在一定范围的数量内传入的中国医书，从江户中期开始和刻版减少。这种差异意味着和刻是在与传入倾向大体无关的情况下进行的。即江户前期集中接受了中国医学，中期以后医学走向日本化，日本书出版增加，与此同时和刻版中国书的需要减少。后期因研究宋以前书及清代研究《伤寒论》的需要，和刻版稍有增加，但未曾影响到和刻总体的减少倾向。

    那么，整个江户时期，中国医书的需要和普及存在甚么样的倾向呢？ 在探讨以上内容的基础上，笔者欲从其它角度再加以分析。
 

  3.2  普及程度与时期－－和刻率、普及指数

    中国医书的传入及和刻的种数、次数的大体状况，以及各学科范围的具体情况已经阐明。按年代区分和刻次数及比例已如表5所示。若统计、比较这些资料的话，大概可以了解各学科的需要倾向、普及程度及时代变化。

    需要倾向可以通过传入书的和刻率而显示，和刻率等于和刻版种数(b)除以传入种数(a)。另一方面，普及程度大概也可将和刻率乘以和刻频度(c/b)所得的值而表示。这即是和刻次数(c)除以传入种数(a)所得的值，就意味着是传入的1种书它的和刻次数。将此称为普及指数，它与和刻率一同如表8所示。
 

    总体和刻率的值为39％，即传入的中国医书因有所需求，有39％出现和刻本。如前所述，传入数也好，和刻数也好，只不过是根据能统计的记录而得出的概数。因此将30％作为最大误差时，总体值即在27.3～50.7％的范围内。出此范围外的是93％的“针灸”，65％的“痘疹”，56％的“内经”，似有显着的需要倾向。

    普及指数的总体值为0.85，若仍以30％作为最大误差时，总体值即在0.6～1.1的范围内。范围外的是1.6的“金匮”，2.4的“内经”，2.6的“针灸”，均大于总体值。说明这些学科领域和刻版中国医书的普及程度较高。

    和刻率和普及指数在总体值误差范围之外的是“金匮”、“痘疹”、“内经”、“针灸”。据此，同时又参照表5，笔者将继续研究和刻本的需要倾向、普及程度及时代变化。

   “金匮”系统的和刻率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但因单经本《金匮要略》统计为13次刊行，和刻频度高于5.3，因此普及指数也大于1.6。“金匮”系统中单经本在日本比较需要，江户后期曾作为刊行的中心而得以普及。为什么呢？ 这是因江户中期古方派兴起后《伤寒论》流行，后期也是一样。仲景医书“金匮”系统的需要比以前增加了。但当时医学已经走向日本化，由日本人注解、研究之类的书，其刊行随时代发展在增加²⁸。因此可以理解大部分需要的是单经本《金匮要略》。

    “痘疹”系统的和刻率高，而和刻频度低于1.3，故普及指数与总体值无大差别，且和刻版是以中后期为中心。即本系统的中国书多，中后期有需要, 故而和刻。因大多数仅复刻了一次，故未明显普及。痘疹病的治疗比较困难，为了寻求最新书中的知识，大概对已读的书很快就厌烦了。中国好象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已通过传入频度进行了考察。

    “内经”、“针灸”系统的和刻率及普及指数都高。“内经”是相当于一书的和刻次数，即和刻频度高。而“针灸”的和刻率高，是因传入的15种书中有14种成为和刻本。而且两个学科领域的和刻版集中于前期。即“内经”、“针灸”书前期的需要程度高，得以广泛普及。对于江户前期的日本人来说，也许是因为针灸有技术性，而《内经》的内容很难，所以就需要很多中国医书。到了中后期，这些难点被克服了，无论是需要，还是普及的程度都骤减了。

    针对以上结果，以下将从其它方面加以探讨。
 

  3.3  普及速度－－传入年与和刻年的差距

    首先就江户前期集中需要和普及的“内经”、“针灸”系统，探讨其和刻年与传入年的差别。笔者调查了1601年之后和刻初版发行的中国医书、和刻本依据的中国底本的刊年、传入日本初次记录年、以及初次和刻年，通过其相互间的差距来研究其普及的速度。

    由于江户初期和刻本初版的大部分几乎都是古活字版，没有刊行年代及底本的记载，现存记录当时传入情况的史料很少，且作为底本的中国版其传入年代能确认者亦非常罕见。因此仅将能了解初次和刻年代，能推测底本中国版刊行年代或传入年代的9种书，按初版的年代顺序归纳为表9。
 

    由此表可知，“内经”书中首先刊印的是属于注释本的《难经本义》、《素问注证发微》、《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此后原着《素问》、《灵枢》、《难经》才以单经本形式刊印。“针灸”书也是同样。例如，表中省略的《十四经发挥》，其初次和刻为1601年之前，和刻5次之后古典《针灸甲乙经》才被刊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没有人最初从原着开始攻读古典医书。注释本普及之后才需要单经本，这一史实在此得到如实地显示。

    从传入记录年以及底本的中国刊年，到和刻之间的差距如何呢？ 传入最初的记录为1604年，这是根据林罗山的记载¹³。其中注本《素问注证发微》是能确定传入年代的最早记录。在此之前也许传入过，但不管怎样是从最早传入记录的1604年开始，仅4年后就出现和刻本。毫无疑问，其底本的刊年为1586年²⁹，即使从这里开始计算，也是22年后即已有和刻。

    最初和刻的单经本《素问》是元和年间(1615～1624)刊印的古活字版，底本是1584年周曰校的刊本³⁰。其传入年代虽不详，但从周本开始传入,到和刻本的差距为31～40年。1648年和刻初次出版的《甲乙经》，底本是1601年刊行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系统³¹，其传入年代亦不详。从医统本到和刻本的差距为47年。

　　如上所述，从中国刊本到和刻本的差距，注释本为22年，单经本为31～47年。与单经本相比，注释本从中国刊本到和刻的年数似乎稍短一些。由此来观察表9:林罗山1604年所见的书中，《难经本义》和《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分别于3年及7年后和刻，而《灵枢》是在56年之后。

    本来注释本和单经本从中国刊行到传入日本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时间差。单经本和刻比注释本晚的现象，恐怕还是日本一方的原因。首先从考察结果来看，如古典单经本和注释本几乎是同时传入的，难解的单经古典没有和刻的需要，首先和刻的是注释本。人们学好注释本之后，开始需要单经本，于是其和刻本出现了。

    由表9所见，“内经”、“针灸”类古典《素问》、《甲乙经》、《灵枢》、《难经》等单经本全部出齐是在1660年左右，在此之前是注释本的时代。因此，作为江户前期的一般倾向，人们大约经40～50年学好注释本，于是就开始需要单经本。由此可窥知当时日本对中国医学的接受倾向及普及程度。

    还需进一步调查的是，所有中国医书从最早传入的记录年到最初和刻年之间的差距。表10所列举的是二者相差到10年为止的记录。通览此表会发现，江户前期占绝对优势。前期和刻本约一半被刊行，中国医书的需要量高，从传入到和刻的年差也短，即普及速度也快。虽然需要量高，但并不是毫无目的将传入的书都予以和刻。
 

    例如:《仲景全书》在有传入记录7年后出版了和刻本，其中国版所收4书中有单经本《宋板伤寒论》和注释本《注解伤寒论》。但这两书的经文存在差别、混乱，而《注解伤寒论》出版之后还有很多名家的注本。于是和刻版《仲景全书》便增加了综合诸家注释的《集注伤寒论》，反而删除了《宋板伤寒论》和《注解伤寒论》，即《仲景全书》已变成由3书而构成。而且在此《集注伤寒论》的经文中，和刻版还独自添加了与《宋板伤寒论》校异的头注³²。这就是和刻版《仲景全书》已经日本化了。“内经”、“针灸”书等也是注释本先于单经本和刻的。象这样从集中进行和刻的江户前期开始，日本已经通过独自的角度, 有选择地接受中国医书，或者说其对中国医书的加工方法值得注意。

　　总体而言，从传入到和刻需要多少年呢？ 将传入记录的书名与和刻的书名对照，可判断为同一书的有199书。通过这个结果，再从最初的和刻年来查传入年的最初记录。传入最初记录年之前已出现有和刻本的作为负年，包括上述内容在内, 以50年的差别来统计，并将最初的和刻年分前、中、后三期，作如表11。此前、中、后每期的总数比例分别为50％、30％、20％，与表5没甚么区别。由此可以反映总体的倾向。
 

    这样，传入记录后的0～50年闲，和刻书的平均率为46％，而前期高到56％，但中期低到41％，后期又低为27％。表10中10年之内的结果也相同，证明中国医书的普及速度，从传入至和刻之年数，越在江户早期差距越短。

    后期中有6种书被和刻，它们早在151～200年前已有传入记录。这么长时间都不需要和刻的书，为何会在后期出版呢？ 看一下此6种书:宋代的《圣济总录》、《幼幼新书》、《外科精要》，金代的《注解伤寒论》，元代的《医垒元戎》，明代的《活幼便览》。元明代二书给人以拾拣落穗之印象，宋金代的书则在各学科中已占据有准古典的地位。前面研究了随和刻年代变化，江户后期小高峰中所见的复古倾向。此处可知，宋、金代的书从有传入记录开始，经150年以上而被和刻，这种现象仍与江户后期的复古倾向相关连。

    上野氏³³对照调查了内阁文库所藏、幕府红叶山文库旧藏、中国刊医书323部及传入的记录，发现123部、约占40％的书籍是在中国刊行50年之内传入。如表11所述，传入的书籍中四成以上于50年之内和刻。结合两者的统计结果，就可以了解江户时期中国医学的传入速度、普及速度以及程度。

   象这样中国医书的和刻倾向，是否存在其它的原因呢？ 对此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3.4  普及书的特征－传入及和刻居前位的书

    从总体来看，中国医书中甚么样的书，以何种程度在江户时期普及，通过和刻次数已得以明确了解。其次数越多, 普及程度也应越大。表12列举了和刻次数位于前10位的书，并比较了传入记录前10位书及其中国的版数，分别记录了各自的成书朝代、卷数、记录数(前期、中期、后期)。由此来观察和刻书与传入书，竟然发现没有一书是相同的。以下将探讨其原因。
 

    传入记录为34～17次的前10位书，到清代为止均刊行了10版以上³⁴，是中国的流行书。与传入时代相同的书多，可见明代5书、清代4书、唐代1书。在中国反复出版的书，经中国商船装载的机会增多，当然传入日本的机会也多。但是，中国书的出版地和中国船出港地有关，仅此还不能说明问题。

    再看各书的卷数，均在10卷以上，多的50卷左右，《薛氏医案》二十四种甚至达107卷。有这么多卷册，一并卖高价的可能性很大。中国船主选择了这样的书多次船载而来。据此，从所探讨的传入书各种情况，也可以推测可能是中国方面状况的反映。这是从原书在中国的流行和卷数两方面，大致所能了解的基本情况。

    整个江户时期共和刻26～10次，畅销位于前10位的书又是甚么样的书呢？ 从其卷数来看，除10卷的《伤寒论》和8卷的《万病回春》之外，都是3～1卷本。《伤寒论》是10卷，但经文部分的叶数只相当于《万病回春》的三分之一。《金匮要略》是3卷本，叶数亦约为《万病回春》的八分之一。即除《万病回春》外，全江户时期的畅销书均为薄书。因日本人读解中文困难，故易读³⁵、好卖的书和刻了10次以上。

    观察和刻居前10位书的成书时代，汉代2书、宋代1书、金代1书、元代3书、明代3书，与传入书相比，所跨越的时代范围更广。但清代书一本都没有。明清代的最新书，在日本不是流行的首要条件。和刻书并非中国的流行书及新出书，可知自江户前期开始，日本即以独自的角度使之流行。

    和刻居前位的书中，古典单经本只有仲景医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者都是从江户中期开始和刻版有急剧增加。同时期在中国最后刊行的单经《伤寒论》存于1599年的《仲景全书》中；最后的单经《金匮要略》乃存于1624年的《医种子》中。此后，两书的和刻单经本到清末期回流复刻为止, 未见一本。江户中期以后两单经本的流行，属于日本的特有现象。与此相反，和刻中居前位的其它8书，集中于江户前期，从中期开始急剧减少。由此可以明了，江户中期开始走向仲景医学的复古及医学的日本化。另外，前期集中和刻的8书，与传入书的倾向亦截然不同。当然畅销书是薄而能通读者，此条件无疑贯穿于整个江户时期。

    但也有例外，即卷数虽多而甚流行的《万病回春》。其和刻统计有18次，实际有可能达到了30次³⁶。但中国版为22种³⁴，传入记录自1638～1763年只不过为5次¹。到江户前期为止，本书在日本深受欢迎，故其流行超出中国之上。前期为《万病回春》，中后期开始，仲景医书的单经本成为流行中心。

    如上所述，和刻书与传入书中，居前位的书无一本相同。通过这一点，反映了整个江户时期有选择的接受了容易通读的中国医书之倾向。到此为止，所探讨的和刻书的倾向，多能推测日本的状况，是因其亦与此相关。例如，查一下表12，观察和刻率、普及指数都高的“内经”、“针灸”学科的书，仍会发现，《十四经发挥》和《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各3卷，《难经本义》2卷，《素问玄机原病式》1卷，均是3卷以内的薄书。

    由此可以认为，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和刻本的日本化现象，可以说这一现象是江户时期接受倾向的延长。
 

  3.5  中国书的日本化－－经精选、再编的和刻本

    如前所述，江户前期和刻初版的《仲景全书》已是中国版的再编及日本化。同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早期之例有《医方大成论》1卷³⁷。原序记为元、孙允贤所作，实际上是经日本人之手，从明、熊宗立《医书大全》24卷中精选医论部分编集而成，若作确切分类，其已难属于中国书。本统计如表12所见，江户时期和刻最多的是26次，加上自文禄5年(1596)初版以来刊印年不详之版，为37版。同样，1596年初版的《(证类)本草序例》1卷，也是精选了《政和证类本草》30卷的卷1“序例上”全文，及卷2“序例下”的一部分，又附加了《大观证类本草》31卷艾晟的序文。此书亦由日本人编集，之后江户时期曾8次刊行。

    同类的事例，见于表12和刻10次的《医学正传或问》1卷。此书只精选了《医学正传》8卷的卷1“医学或问”单行，于1621年初次出版。1660年和1690年和刻的《通用古方诗括》一卷，也是精选了《医学入门》卷7下而单行。另外，精选于《景岳全书》64卷的有: 1722、1732年刊《张景岳新方汇》1卷，1728年刊《精选幼科良方》1卷，1729年刊《精选治痢神书》3卷、《张氏治疟必喻》2卷，1737年刊《张景岳伤寒录》3卷，1759年刊《肿胀全书》、《肿胀要诀》各1册。此外，1839年尾张医学馆浅井正封一并刊行的3书，包括选自于《千金方》30卷的《五藏六府变化傍通诀》1卷，选自于《十四经发挥》3卷的《十四经穴分寸歌》1卷，及选自于《万病回春》8卷的《诸病主药》1卷。应该注意的是，以上的精选本及再编本，均在3卷之内。

    从注释本中只精选经文，这种巧妙的再编单行本的方法，也属于日本的独特之处^38,39。表9所列举的1660年活字刊印的单经本《难经》为其嚆矢，它以《难经本义》为底本而精选经文。几乎同时活字印刷的《灵枢》、《素问》、《伤寒论》之单经本中，《伤寒论》也是以《注解伤寒论》为底本。采用同样手法，香川修庵于1715年精选、刊行了《伤寒论》，这就是此后大流行的所谓小刻本《伤寒论》。与此相比，《难经》早出半个世纪。无论何者，都是将底本缩小所致。

    这些单经本中更奇特的是，鹈饲石斋(1615～1664)从《类经》42卷中精选经文，再编成《素问》、《灵枢》各9卷³⁸。此即所谓类经本《素问》、《灵枢》，其刊年不详，因在其栏上加刻了《类经》的原篇名，好象以与和刻《类经》相互对照为目的。但从中似亦可窥见所谓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

    由丛书到单行本者也有其例。如单经本《宋板伤寒论》虽被和刻《仲景全书》削除³¹，但它却于1688、1797、1844、1856年四次改版单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出现。无论是小刻本《伤寒论》，还是单经本《金匮要略》的流行，可以说都是江户中后期喜好仲景医书现象之一端。如前所述，后期1792、1795、1800年曾3次单行，自《医宗金鉴》92卷而来的《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15卷亦属同类。1797年亦从《医宗金鉴》而单行出版了《幼科种痘心法》16卷。

    以上介绍了从本来大部头的书，再编成小部书的和刻情况。而且这种情况经历了整个江户全期。可见日本人复刻、贩卖的首要目的，一般是众所喜好、且有易于通读的部分。但是，这种情况始于江户前期，与大部头书作为畅销书的中国不同，充分反映了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虽说当时中国畅销书是大部头书，但大家购买《景岳全书》64卷及《医宗金鉴》93卷，不是以通读为目的。如果大家注意到这些书大多数属于百科全书性质的医书、药书，能判断需翻阅其中所需部分时，他们就会购买。中国的大部头书不是为了通读，而是象利用百科全书一样喜好它。
 

４  传入中国医书的传承和回流

  4.1  佚存医书

    由上述研究可知，江户时期约270年间，中国医书有传入记录的为804种，和刻了314种。其中一部分后来在中国散佚，只传存于日本，称其为佚存书。明治以后许多佚存书回流于中国。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台湾）现不存，只传承于日本的佚存医书还有不少。这种现象和事实不能忽视。

    经对照中国和日本各种藏书目录，挑选出佚存中国医书进行了统计⁴⁰。但为了使其与江户时期大约对应，除去元以前刻本和室町以前抄本，将明清刻抄本、日本近世抄本、江户时期和刻本、朝鲜版作为统计对象，就其件数及成书年代统计归纳为表13。对于相同的佚存医书，原有刻、抄本的区别时，即分别计入其刻、抄本，但没有分别计入现存书数中。因此，实际的种数(152)稍少一些，而件数(298)颇多。
 

    作为统计对象的佚存中国医书共计181件，当然其中亦包括室町时期以来传入的书籍。与《目录》¹相对照，由原始史料所记录的、有传入年代的佚存书为54种。181件中有165件是内阁文库的藏书，其中大多数为幕府江户医学馆和幕府红叶山文库的旧藏书。可见远在江户时期以前传入的书，好象并不多。根据以上内容，按成书年代总观佚存书之状况。

    成书于宋代和金元代的书计5.6％，数量少，这是因只局限于统计原书自身的刻抄年代，因此出现这一数字是很自然的。从时代而言传存率很低的贵重书，但仅在日本就存有10件。其中仅日本近代抄本与和刻本即占6件。这些书均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因此在日本传抄，或作为和刻本而得以传承。

    明代书为135件，占74.6％。与江户时期大致重叠的清代的书为29件，只占16.0％。这并不是说日本对于清代书，未象明代书一样传承下来。很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中国方面，表明中国很好地传承了与时代相近的清代书，而明代书的传承率与日本相比非常低。尽管如此，明代135件医书在中国散佚，保存于日本，仍应说是一种特异的现象。

    如前所述，佚存的医书几乎都是江户医学馆和红叶山文库的旧藏书。没有幕府两机关的搜集和保存，不可能有这么多佚存的明代医书乃至于佚存的中国医书。

    从中国医书的普及及其接受面来看，和刻的佚存书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因为认识到了在日本复刻中国散佚书的价值。这些价值是什么？ 先列举以下10书的和刻年代顺序。

1614、48年刊 明《儒医精要》1卷
1646年刊     明《保婴录》1卷
1675年刊     明《小青囊》10卷
1689年刊     明《内府秘传经验女科》3册
1716年刊     明《病机赋》1册
1719年刊     明《痘疹慈幼津{木+伐}》2卷
1720年刊     明《朝鲜医问答》1册
1728年刊     明《痘疹经验要方》2卷
1757年刊     元《五藏方》1册
1814年刊     明《医眼论并方》1卷

  4.2  向中国的回流

    到幕府末期为止，传入并传承的中国医书，分为中国、朝鲜、日本的刻本和抄本六种。其大多数由于明治政府执行废止传统医学的政策而在日本失去价值，一部分回到了传统医学尚得以延续的中国。今称此现象为回流。不但如此，而且日本的很多着述也输入了中国。不少回流书和传入书，至今在中国仍不断复刻。究竟回流及输入了多少书？

 　 笔者已多次报道了回流及输入的状况^{41,42,43,44,45,46,47,48}。在回流的中国医书中，日本刻、抄本为296种，输入的日本医书中日本刻、抄本为751种⁴⁴。估计其件数，回流中国书中的日本刻、抄本约为种数的4.5倍，传入日本书的日本刻抄本约为种数的2.5倍⁴⁹。由此来单纯计算的话，总数约3200件⁵⁰。

  　另外，也不能忽视回流的中国刊抄本。从藏书目录来看，这与中国原有的书无法区别。而实际调查中国各图书馆时，在藏书量多的地方，屡屡发现带有日本人插注或藏书印的中国刊本。且以上数字还不包括有诸多回流书及输入书的台湾藏书。从多种因素大概估计，明治以后输入中国的日本旧藏医书大约为4千件以上。

  　日本不仅向中国输去了中国书籍，还出口了失去作用的版木，也有由此而印刷的书。根据迄今为止的调查结果^41,48，以下的中国医书是由和刻版木印刷的。

    1874年在广东印刷的《外台秘要方》，是根据1746年和刻(1839年后印)的山胁本的版木而来。与此内容相符的报告⁵¹谈到，1871～1879年，三木佐助(1852～1926)与广东华侨麦梅生合营，在广东贩卖由日本进口的书籍，并出售了《外台秘要方》、《东医宝鉴》、《医宗金鉴》的和刻版木。1878年，在上海和苏州印刷的《千金翼方》、《千金方》，各自使用了江户医学馆1829年和1849年的和刻版木。在上海，日本人岸田吟香(1833～1905)开设的乐善堂，1887年前后所印刷的《玉机微义》、《针灸素难要旨(针灸节要)》，则分别使用了1664年(1784年后印)和1715年(1753年后印)的和刻版木。1899年浙江书局印刷的《张氏医书七种(张氏医通)》，为1802年(1804年后印)的和刻版木。

    有关日本的医书，根据1857年多纪云从再版《观聚方要补》的版木，中国刊行了5次。1884年，杨守敬以和刻版木印刷了多纪氏等的13种著作。有关朝鲜的医书，根据德川吉宗将军的命令，1724年和刻(1730、1799年后印)《订正东医宝鉴》的版木，1890年上海朱曜之削去了日文训点予以印刷，无疑使用的为前述三木佐助所出售的版木。此外，还有一些来日的清朝人，将所得之书在日本雕成版木予以印刷。如1889年傅云龙和刻仁和寺本等《新修本草》，1890年罗嘉杰和刻了仿宋版《备急灸方》和朝鲜书《针灸择日编集》。

    由上所述，当时中国人以日本版木所印刷的日、中、朝医书达25种，若继续调查的话可能还会增加。从日本到中国的医书及版木的回流、输入，对于保存医学文化，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５  结语

    以上从历史的、量化的角度，围绕江户时期约270年间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本，传承、保存于日本的书，以及明治以后向中国回流书等方面，考察了一般社会所接受的现象。将有关内容概括如下:

    (1)  中国医书传入记录为804种、1917次。随年代变化，平常的记录为每10年60～110次，中期1711～1730年和后期1831～1850年各20年间各有一次高峰。特别是“内经”系统，古典和少数注释书反复传入；与此相反，“痘疹”系统则是各种各样的书陆续传入。这种倾向的背景，与这些书籍在中国流行、有一定卷册、能卖高价，中国船主多次船舶运载的现象相关。

    (2)  中国医书的和刻围绕314种书共680次。随年代变化，和刻次数约一半为1690年前的江户前期，中期急剧减少，后期更加减少。此现象反映出∶中期开始医学走向日本化及日本医书出版增加，而对中国书的需要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向仲景医学复古，仲景医书取代前期流行的《万病回春》，而在中后期开始流行。后期宋以前及清代“伤寒”系统书的和刻稍有增加，但未影响到后期的减少倾向。

    (3)  各学科领域的和刻，“内经”、“针灸”系统在前期集中普及。因为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针灸”技术性强，“内经”则内容难解。注释本普及了40～50年后，单经本被和刻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后期这些难点被克服后，两学科医书的需要及普及均急剧减少。另外，“金匮”系统需要单经本，故在后期得以普及。“痘疹”系统的需要为中后期，其普及程度小。

    (4)  整个传入书约40％被和刻，体现了对中国医学的积极接受。从传入到和刻时间为50年之内的书比率高达46％，和刻的速度越在江户早期越快。和刻畅销书从江户前期开始为3卷以内的薄书，与中国的流行书及最新书无关。全江户时期均有从原本大部头书中精选、再编为小部书的和刻本。自江户前期开始的情况，与流行大部头书的中国不同，可窥知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自中后期开始流行的仲景医书，也与该要因相通。

    (5)  明以后和江户时期刊行、传写的中国医书，现存于日本而中国已无藏的佚存书达181件。大多为江户时期所传入。其中成书于明代者135件，清代者29件，几乎都是江户医学馆和红叶山文库的旧藏书。作为特异之例的佚存书有和刻版10书，说明自江户前期始已经认识到了所谓珍本、孤本的价值，故而能和刻。

    (6)  明治以后向中国回流的中国医书中，日本刻抄本为296种，输入的日本医书中日本刻抄本为751种，目前在中国属于日本旧藏的医书大约有4千件以上。饶有趣味的现象，是连和刻版木都被出口至中国。由此而印刷的中国医书有9种，日本医书14种，朝鲜医书2种。

    (7)  由上可知，日本通过整个江户时期，从独自的角度接受了中国医书以及医学，同时走向了日本化。此过程中所积累的文献及研究资料数目相当庞大。一部分书籍于明治以后离日去华，可以说终于对旧恩有所回报了。
 

    致 谢  非常感谢给予本调查、研究提供贵重资料的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医史学研究部小曾户洋部长，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医史学教研室王铁策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郑金生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学教研室梁永宣副教授。
 

1 真柳诚、友部和弘，〈中国医籍传来年代总目录(江户时期)〉，《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纪要、日本研究》7(1992)∶151-183。

2 小曾户洋、关信之、栗原万理子，〈和刻本汉籍医书出版总合年表〉，《日本医史学杂志》36.4(1990)∶459-494。

3 小曾户洋，〈和刻本汉籍医书出版总合年表－书名索引〉，《日本医史学杂志》37.3(1991)∶407-415。

4 小曾户洋，〈和刻本汉籍医书出版总合年表－出版者名索引〉，《日本医史学杂志》39.4(1993)∶573-594。

5 判断为荷兰书的有∶解体书、解体图书类画、草花书、草木书、治疗书、本草书、本草图。

6 朝鲜书有∶乡药集成方、东医宝鉴。

7 由于版本及略称而致书名不同，如医学源流与增补医学源流，医学入门与编注医学入门，医贯与赵氏医贯，易简方与易简方论等不可枚举。这些均视为同一书。

8 依据的史料本身的误记而致书名文字相异，如医汇误为医涯，医学统旨误为医学统书，医读误为医续等可以判断的错误。此亦不可枚举，均视为同一书。

9 书名追加的有∶〈活人心 1638(御文)〉、〈奇郊(效)良方 1638（御文）〉、〈苏生酌（的）镜  1653（御文）〉、〈五福全书 1646（御文）〉、〈济世丹砂 1646（御文）〉、〈儿科全生集 1829(587A) 〉、〈诗经名物疏 1710(281B)，1754(724A) 〉、〈疹痘（痘疹）全书 1638（御文）〉、〈图注脉诀 1638（御文）〉、〈大丹直指 1644（御文）〉、〈洞天奥旨（外科秘录）1803(669D) 〉、〈毛诗草木疏1801(698D) 〉。年代追加有: 元亨疗马集1655（御文）、种痘新书1829(584C)、食物本草会纂 1719(243A)、徐氏针灸 1638（御文）、肘后方 1638（御文）、丹台玉案1726(684C)、本草求真1804（上野益三、日本博物学年表）、本草备要1849(529C)、名医类案1845(622D)、药性要略大全1638（御文）、六醴斋医书 1845(622D)、刘河间医学六书1814(582C)、类经1638（御文）。

10 书名中具备二项目的摄生众妙方中，后者误排为摄生总妙方。年代中心印绀珠的1614误排为1640，医学指要、铜人图、铜人形图、洗冤录、幼幼集成的1848误排为1849，韩氏医通的1865误排为1856。另外，〔图注〕脉诀的1626，本草纲目的1644，广嗣纪要的1652，济世良方、三因方的1659，万病回春、和济方的1662，雷公炮制的1663，明医指掌、明堂灸经、明目直指、明论医方的1671，百代医宗的1679，大素脉诀、丹溪纂要、丹溪心法、丹溪心法付余的1683，脉诀、脉诀精要的1684，东垣十书、痘经会成、得效方的1685，惠民正方、外科集验方、外科精要的1686，婴童百问、子午流注针经、集验方、袖珍方、十便方、伤寒百证、伤寒门、伤寒六书、伤寒论、尚论编、针经指南、仁斋直指的1688（唐目），素问灵枢的1691，圣济总录、薛氏医案、千金翼方、全幼心鉴的1693，叶氏录验方的1694，药性大全、药种异名、杨氏家藏方、养生月览的1699，妇人良方的1700，救急易方、玉机微义、局方指南的1714，卫生易简方、衡（卫）生方、古今医鉴、古今医统的1716，治药方的1712，都于宽永十六年（1639）前为红叶山文库所收藏，入库年均不详，全部改为1638（御文）。

11 这些中国医书的分类是根据注34所引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该书的分类，对临床各科、医案类、方书、综合性的著作、等也进行统计，但上述分类的内容缺乏足以考察的明显倾向，因此避免繁杂而它们全部归为「医方等」分类。

12 大庭修，《江户时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1984)，57-59、187、193。

13 林春斋，〈罗山先生年谱〉，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罗山先生集》(1661)付录卷一所收，叶27-28。

14 大庭修，〈东北大学狩野文库架藏の御文库目录〉，《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3(1970)∶9-90。又该目录不记载1639年以前收藏于御文库书籍的纳给年代，因此将这些书记都如文献10改为1638年传入。

15 同文献12∶23。

16 同文献12∶190。

17 同文献12∶282-284。

18 适当统一书名，按记录多为顺所举的书名（记录数）如下。素问、灵枢（13），类经（10），素问（7），〔图注〕难经脉诀（7），〔马玄台注〕素问、灵枢（6），灵枢（5），〔马玄台注〕素问（5），素问直解（5）。以上也有二书的合刊本，整理后见: 素问（20），灵枢（18），〔马玄台注〕素问（11），类经（10），〔马玄台注〕灵枢（灵枢马玄台注的记录另外还有一次，计7），〔图注〕难经脉诀（7），素问直解（5）。

19 当时的中国书籍进口的情况，以其在长崎的敲定和在日本国内买卖的情形，大庭修已做过详细的研究（见文献12与《江户时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书の研究》［大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

20 1724、1779、1828的东医宝鉴，1725（以及1778）的针灸经验方，1807的针灸明鉴，1861医方类聚为朝鲜书。

21 包括有: 1732、1743、1788、1802、1806、1853的金匮要略和1742、1801、1853的金匮要略方论，1743、1790、1799的神农本经和1663、1854的神农本草经，1823的金匮心典和1841的金匮要略心典，以及文献3相互表示为→印的医方考和名医方考，痘疹活幼心法和活幼心法，证类本草序例和本草序例，千金方和备急千金要方，内外伤辨惑论和辨惑论。

22 据小曾户氏和笔者之见。年代和书名双方追加的有:1657的颐生微论，1659的锲王氏秘传图注八十一难经评林捷经统宗，1660、1690的通用古方诗括，1728的（精选）幼科良方，1729的张氏活疟必喻，1753的仲景全书正误并存疑篇，1780的痘疹秘录，1789的丹方汇编，1826的北斋医方，1827的洞天奥旨，1831保产论的和刻本。只追加年代的有:1604（新编）医学正传，1607万病回春，1621医方考，1626素问入式运气论奥，1632医学入门，1633（新刊）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1643黄帝明堂灸经，1644本草序例，1651针灸聚英发挥，1653局方发挥，1656察病指南，1657本草原始，1659医学纲目，1673杂病证治类方，1692（王宇泰）医辨，1746医方大成论，1768千金翼方，1789（新刊）外科正宗，1795（御纂）医宗金鉴中的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1802张氏医通，1814（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1818（翻刻）救偏琐言，1853痘疹活幼心法的和刻本。

23 削除1673（新刊）万病回春和1712的丹溪心法类集，将1625的黄帝问经灵枢……改为黄帝内经灵枢……，1714的本叶纲目改为本草纲目，1780的宝氏秘方改为窦氏秘方，1790的温疫方论改为温疫论。

24 根据1659、1668、1756、1778、1779的仲景全书中所收的3书，进一步加以个别统计。

25 根据小曾户洋《中国医学古典と日本》（东京∶{口+高}书房，1996）和小曾户洋、真柳诚《和刻汉籍医书集成》所收书解题（东京∶エンタプライズ，1988-92），江户时期有以下印年不详的古活字版的中国医书。素问（元和间版、万治3年？版），素问注证发微（元和末版），灵枢（万治3年？版），难经（万治3年？版），伤寒论（万治3年？版），脉经（庆长版），注解伤寒论（元和宽永间版），伤寒明理论（庆长15年前版、元和版），察病指南（不详版3种），脉诀刊误集解（庆长元和间版2种），东垣十书（元和顷版），此事难知（庆长顷版），格致余论（庆长版），局方发挥（不详版5种），医方大成论（不详版3种），医书大全论（不详版1种），医经小学（庆长顷版），明医杂着（庆长版、庆长元和间版、不详版1种），医学入门（不详版1种），万病回春（庆长前期顷版），古今医鉴（庆长版、元和顷版、元禄宝永顷版）。

26 真柳诚，〈日本汉方を培った中国医书6〉，《东京∶燎原书店  汉方と中医学》11（1989）∶3。

27 本统计已制成年表，现公开于如下网址: http://www.hum.ibaraki.ac.jp/mayanagi/materials/EdoBencaobook.html

28 查《增补版国书总目录》（东京∶岩波书店，1989）「金匮」部分，成为刻本的有关日本《金匮要略》研究、注释的书，1601-1690年有2书，1691-1780年有5书，1781-1870年有8书，很明显随时代的变化而增加。

29 小曾户洋，〈明代の中国医书（その10）〉，《现代东洋医学》15.2（1994）∶245-252。

30 注25所引，小曾户洋，《中国医学古典と日本》∶79。

31 筱原孝市〈《甲乙经》总说〉，小曾户洋监修，《东洋医学善本丛书》8（大阪∶东洋医学研究会，1981）∶443。

32 真柳诚，〈《仲景全书》解题〉， 小曾户洋、真柳诚编，《和刻汉籍医书集成》16（东京∶エンタプライズ，1992），解说篇∶8-18。

33 上野正芳，〈江户幕府红叶山文库旧藏唐本医书の输入时期について〉，《史泉》51（1977）∶42-74。

34 这些版本的种数，根据薛清录等所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的记载，除去抄本、和刻版及由和刻版再刻的中国版，统计了到清代为止的版本。

35 《本草纲目》为52卷的大部头书，和刻本统计为8次，若加上刊印年不详本实际刊印了13次（渡边幸三，《本草书の研究》，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1987，136-144）。其现存本很多。但因其为大部头书，据我管见之范围，有到前10卷程度为止读完的痕迹，大多数只不过是挑着选读的。

36 小曾户洋，〈《万病回春》解题〉，小曾户洋、真柳诚编，《和刻汉籍医书集成》11，东京∶エンタプライズ（1991），解说篇∶1-8。

37 小曾户洋，〈《医方大成论》解题〉，(小曾户洋、真柳诚编《和刻汉籍医书集成》7，东京∶エンタプライズ（1989），解说篇∶17-25。

38 同注25，小曾户洋《中国医学古典と日本》，81-88。

39 真柳诚，〈《注解伤寒论》解题〉，(小曾户洋、真柳诚编《和刻汉籍医书集成》16，东京∶エンタプライズ（1992），解说篇∶1-7。

40 真柳诚、王铁策，〈日本に现存する中国散佚古医籍の分析〉，《日本现存中国散佚古医籍的传承史研究利用和发表》2（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1998）∶5-15。

41 真柳诚，〈清国末期における日本汉方医学书籍の传入と变迁について〉，《矢数道明先生喜寿记念文集》（东京∶温知会，1983）∶643-661。

42 真柳诚，〈中国において出版された日本汉方关系书籍の年代别目录（1）〉，《汉方の临床》30.9（1983）∶47-51。

43 真柳诚，〈中国において出版された日本汉方关系书籍の年代别目录（2）〉，《汉方の临床》30.10（1983）∶32-41。

44 真柳诚，〈中国所存汉方关系图书著作者、出版の国别分类目录〉，《汉方の临床》31.2（1984）∶64-75。

45 真柳诚、关信之、萧衍初、森田传一郎，〈中国に保存される日本传统医学文献の孤本〉，《日本医史学杂志》38.2（1992）∶215-217。

46 高毓秋、真柳诚，〈丁福保与中日传统医学交流〉，《中华医史杂志》22.3（1992）∶175-180。

47 萧衍初、真柳诚，〈中国新刊の日本关连古医籍－最近十年の复刻书より〉，《汉方の临床》39.11（1992）∶1431-44。

48 真柳诚、陈捷，〈岸田吟香が中国で贩卖した日本关连の古医书〉，《日本医史学杂志》42.2（1996）∶164-165。

49 试着察看了注34所引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医经”部分，有条目298种。其中有日本刊抄本的中国书为19种、计88件，件数约为种数的4.5倍。而日本书的日本刊抄本为23种，计58件，件数约为种数的2.5倍。

50 王宝平，〈和刻本汉籍初探〉，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1-29。中国大陆68家图书馆所藏的和刻本汉籍分类一览表中，医家类总数为459种。但其和刻本中包含有定义外的日本抄本及类汉籍（对中国汉籍进行评注、并改变了原书名，如在书名前增加新的冠词之类的著作）、日籍，而且对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均分别予以统计，因此比笔者的统计数多出不少。另外，其分布一览表中，医家类的总数672种，只有笔者推测计日本刻抄本回流中国医书总件数约一半左右。王氏所采用的统计资料来自68家图书馆，笔者所使用的如前所述注32所引文献，共网罗收集了113家图书馆。

51三木佐助著・田中晴美編『注釈付／玉淵叢話』91頁、大阪開成館、2018〕。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学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220-225頁。王宝平『清代中日学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410頁 。

    In the Edo Period,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mostly reached Japan through the medium of books. An appreciable number of these books was disseminated in the form of Japanese reprints and knew a wide distribution. I decided to study, compare and analyze these imported medical books, because I thought that in this way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get a hold, in historical and numerical terms, on the actu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hinese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to, and accepted by, society at larg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records on the import of Chinese medical books contain a total of 1917 references to 804 separate titles. As a rule, these were voluminous books that were popular in China and could be sold to Japan at a high price.
    Japanese reprints of Chinese medical books number 679, distributed over 314 separate titles; approx. half of these reprints were mad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Edo period. Reprints of NEIJING (a notoriously difficult text) and of works on the technically demanding subjects of acupuncture and moxa caution cluste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do Period. Books containing only the main, canonical text were reprinted forty to fifty years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annotated editions of the same texts.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Edo Period, reprints of Chinese books suddenly become fewer, which was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Japanese character that medicine took on, and to an increase in the printing of Japanese medical books.
    All in all, approx. 40% of the imported books was eventually reprinted in Japan. A very high percentage of these reprints (46%) appeared within fifty years of the year in which they were first imported, the time lag becoming shorter the more one approaches the beginning of the Edo Period. Alread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do Period, bestsellers among the Japanese reprints were thin books of three chapters (JUAN or KAN / MAKI) or less; whether these books were popular in China, or whether they were recent publications, had no relation with their popularity in Japan. Throughout the Edo Period, we also find reprints that are excerpts and revisions of voluminous Chinese books, which shows the typically Japanese inclination towards down-sizing.
    Thus, throughout the Edo Period Japan had its own, original point of view in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medical books and medical knowledge, and at the same time managed to turn these into something Japanese.?/b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