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Edo Period,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mostly reached Japan through the medium of books. An appreciable number of these books was disseminated in the form of Japanese reprints and knew a wide distribution. I decided to study, compare and analyze these imported medical books, because I thought that in this way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get a hold, in historical and numerical terms, on the actu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hinese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to, and accepted by, society at larg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records on the import of Chinese medical books contain a total of 1917 references to 804 separate titles. As a rule, these were voluminous books that were popular in China and could be sold to Japan at a high price.
    Japanese reprints of Chinese medical books number 679, distributed over 314 separate titles; approx. half of these reprints were mad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Edo period. Reprints of NEIJING (a notoriously difficult text) and of works on the technically demanding subjects of acupuncture and moxa caution cluste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do Period. Books containing only the main, canonical text were reprinted forty to fifty years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annotated editions of the same texts.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Edo Period, reprints of Chinese books suddenly become fewer, which was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Japanese character that medicine took on, and to an increase in the printing of Japanese medical books.
    All in all, approx. 40% of the imported books was eventually reprinted in Japan. A very high percentage of these reprints (46%) appeared within fifty years of the year in which they were first imported, the time lag becoming shorter the more one approaches the beginning of the Edo Period. Alread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do Period, bestsellers among the Japanese reprints were thin books of three chapters (JUAN or KAN / MAKI) or less; whether these books were popular in China, or whether they were recent publications, had no relation with their popularity in Japan. Throughout the Edo Period, we also find reprints that are excerpts and revisions of voluminous Chinese books, which shows the typically Japanese inclination towards down-sizing.
    Thus, throughout the Edo Period Japan had its own, original point of view in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medical books and medical knowledge, and at the same time managed to turn these into something Japanese.

    江戶時期，中國醫學知識大多通過書籍傳到了日本，其中部分書籍憑借和刻（日本刻）版，在日本普及并被廣泛接受。筆者對傳入的中國醫書及其和刻版進行了調查 和比較分析，因為該方法有可能歷史地、量化地把握中國醫學傳入和被一般社會所接受的實際情況。結果如下所述︰

    有傳入記載的中國醫書為804種、1917次，這些均為在中國流行、部頭大，并能以高價售予日本的書籍。

    中國醫書的和刻版為314種、679次，約半數出版于江戶前期，尤其集中在內容難解的“內經”及技術高難的“針灸”方面。單經（白文）本在注釋本發行40 -50年之後有和刻。從江戶中期開始，隨著醫學的日本化和日本醫書的出版增加，中國書的和刻版急劇減少。

    所有傳入醫書約40％有和刻版。從傳入至和刻，50年內的比率高達46％，這種時間差越在江戶早期越短。早在江戶前期，和刻版中的暢銷醫書已經是3卷以內 的薄冊，且大多與當時中國的流行醫書或最新醫書無關。另外，在整個江戶時期，也有從大部頭書中拔粹或摘編的現象，由此可窺知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

    據此，日本在江戶時期，從自身角度接受了中國醫書，并進而接受了中醫學，同時加以日本化。

    江戶時期，中國的各種知識大多通過書籍傳到了日本，并為日本文化各方面所接受，同時亦實現了日本化。現在被稱為漢方、針灸及東洋醫學的日本傳統醫學也不例 外。醫學在江戶時期的發展、深化或者日本化的過程中，中國醫書所起的作用不可等閑視之。

    談到外國書籍的影響時，首先應該考慮書籍的傳入與普及年代問題。另外，還必須考慮它們的普及程度。由于江戶幕府實行鎖國政策，對進口書籍嚴格管理，因此， 整個江戶時期，以長崎為中心，對傳入的書籍，從書名到船運年代等，既有國家記錄，又有個人記錄，至今尚保存有許多史料。另外,還有一些二手史料，它們記載 或引用了比現存原始史料年代更早的書名和文章，並且幾乎可以排除它們屬于傳聞或間接引用的可能性。

    因此，筆者和友部從大約三十種傳存史料中，選出了可以直接或間接了解其傳入年代的醫書，收集各書的記錄年代，編撰了《中國醫籍傳來年代總目錄－江戶時期》（以下簡稱為《目錄》）¹。

    另一方面，隨著江戶時期出版業的興盛，中國書的和刻版大量刊行，時至今日仍能輕易覓得。江戶時期和刻版書籍對普及有關知識的意義非常大。也就是說，中國醫 書的和刻年與和刻次數，可以准確顯示中國醫學知識的普及年代及其普及程度。關于和刻的情況，小曾戶氏等撰有《和刻本漢籍醫書出版總合年表》²（以下簡稱為《年表》）以及書名索引³及出版者名索引⁴。

    因此，筆者將以《目錄》和《年表》為中心加以統計、比較、分析，這與逐個研究江戶時期著述的方法具有不同的視野，有可能歷史地、量化地把握中國醫學傳入，以及被一般社會所接受的實際情況。
 

二  傳入中國醫書的考察

  １  資料的考察與統計

    本研究以《目錄》作為主要統計資料。《目錄》依據現存原始史料及二手史料中的記載，收集了有傳入記錄年代等內容的約980種書名條目。但由于整個時期的原 始史料并未全部保存，因此原始史料缺如期間的記錄是不完全的。為了補此缺憾而使用了二手史料， 為方便起見，將二手史料的成書年代作為其所記載書籍的傳入年代，這些年代在《目錄》中已加以區別記載。

   《目錄》的標題書名中包含有荷蘭書⁵及朝鮮書⁶，其中有許多中國書，雖書名的標記法⁷及文字⁸相異，但可以判斷為同一書；還有一些是在發表《目錄》後對書名標題和年代的追加⁹及後來發現的誤排錯字¹⁰。因此本文對前者予以削除、調整，後者加以追加、訂正而進行了統計。其結果，江戶時期有傳入記錄的中國醫書，除去版本等的差別外，共計804種。

    這804種醫書所屬學科領域分布如下：“本草”系統(藥物書)87種，與古典仲景醫書相關的“傷寒”：“金匱”系統64和10種，與古典內經醫書（《素 問》《靈樞》《難經》）相關的“內經”系統25種，“針灸”系統(針灸、經穴書)15種，按疾病分類專書中，數量顯著的“痘疹”系統37種，此外以醫方書 為主的“醫方等”¹¹系統566種。
 

    據統計804種醫書傳入年代的記錄次數共1917次。分類為：“醫方等”1295，“本草”252，“傷寒”173，“金匱”25，“內經”82，“針灸”31，“痘疹”59。表1是以十年為單位進行統計的結果，其變化情況如柱狀圖1所示。

 ２  傳入醫書的傾向及特徵

  (1) 年代變化
　　表1所顯示的1601－1870年間約相當于江戶時期。雖與歷史分期稍有差異，但為了量化地概觀這270年間的變化，按九十年將其三等分。其中1611－1690年為前期，1691－1780為中期，1781－1870年為後期，再一次統計為表2。

　  由表2可 知，整個江戶時期中傳入的中國醫書以中期記錄為最多，占43％；接下來的順序是後期的37％＞前期的20％。但具體觀察所劃分的七種類型，既有與總體順序 相同的“醫方等”、“本草”、“內經”，也有與總體順序相反的“針灸”、“痘疹”，成為前期＞後期＞中期之順。另外，“傷寒”、“金匱”的順序為後期＞中 期＞前期，即隨著時代的推移，傳入記錄逐漸增加。以上內容或許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整個年代的變化，但還有必要進行更細致地分析。

    270年間共計有1917次傳入的記錄，平均計算每10年為71次。由表1與柱狀圖1所見， 每10年的記錄次數在60－110次左右的期間比較多。但是也有記錄非常少及超過150的時期。
 

     1610－1630年之間記錄少的原因如下: 為了調查長崎傳入的書籍，寬永七年（1630）， 根據江戶幕府的命令，以“切支丹宗門目付并御制禁之書吟味”(調查嚴懲基督教門徒及江戶幕府禁止進口的書)為目的開設了春德寺，由此開始春德寺的住持代代相承此職¹²，因此1630年以前大概沒有國家對傳入書的調查記錄。但在1601－1610年間有11種書的傳入記錄，這是因引用了儒官林羅山(1583－1657)“既見書目錄”¹³中的二手史料，所記錄的是1604年部分的中國醫書。

    另一方面，根據寬永十五年（1638）的鎖國令，中國船貿易只限于長崎。翌年1639年開始，醫官向井元升（1609－1677）受命前往長崎，以“唐船 ��持渡�御書物御文庫納�”（中國船所帶來的書籍須奉納給幕府文庫）為主要目的開始調查進口書籍¹²。此任命似與1639年7月幕府圖書館遷移至在紅葉山、新建的御文庫相關。大庭脩研究推定¹⁴，御文庫目錄是向井家的記錄，收藏了自1639年起奉納給紅葉山文庫的傳入書籍，因而1631－40年之後傳入書的記錄急劇增加。

    1661－1680年傳入記錄急劇減少亦事出有因。清朝為了誅滅抵抗他們的鄭氏，從順治十八年（1661）發布遷界令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發布展界令期間，禁止一切船舶出海¹⁵。這是影響到記錄劇減的重要原因。

    1771－1790年和1821－1830年約三十年間的記錄少，是因為原始史料不足，同時，此期間二手史料也不足。1861－1870年間一條記錄都沒有，也是因原始史料、二手史料均不足。這可能和江戶幕府末期的混亂有關。

    此外，1711－1730年和1831－1850年各二十年間的記錄次數有所增加。1711－1730年間的享保五年（1720），德川吉宗將軍為了研究天文、曆法，發出了弛緩令¹⁶： “切支丹�噂迄�不障文句書入候分者，御用物者勿論，世間江賣買為致候而�不苦候”(無明顯與基督教相關痕跡的書籍,江戶幕府可購買,世間人也可買賣)， 緩和了進口書籍的限制。吉宗自身也定購了地方志等書籍。受此之托的中國船從1723年開始，尤其是在1725、1726年，運來了大量的書籍¹⁷。可以考慮記載增加是受此影響。1831－1850年間後期因一手、二手史料都很豊富，故記錄次數增加了。

    如上所述，傳入的記錄次數的確隨年代變化而有所增減，但若除去包含在清朝禁止一切船舶出海期間的1661－1680年之外， 江戶時期實際傳入的醫書數量總體似沒有極端變化。結論是: 通常的傳入記錄為每十年60－110次，中期1711－1730年和後期1831－1850年的各二十年間出現了兩次高峰。

    從表1各學科領域年代變化的高峰來看，這些高峰至少有一個重復在1711－1730年或1831－1850年期間。也可認為，隨著上述年代的變化，各學科領域的傳入記錄基本相同。

  (2) 傳入的頻度
    傳入記錄的年代變化，無論是總體還是各學科，都具有同樣的傾向。但若一覽整個江戶時期，比較其傳入記錄的次數和種數的話，每一學科領域的特徵大概會呈現出來。

    除了版本等的差異外，筆者計算了同一書在整個江戶時期被記錄的次數，即記錄頻度。記錄頻度由傳入書的記錄次數(b)除以種數(a)所得，結果如表3所 示。其平均值為2.4，即平均一種中國醫書在整個江戶時期有2.4次的傳入記錄。與此平均值相差較大的為“內經”(3.3)和“痘疹”(1.6)。二者與 平均值從2.4開始相差均在30％以上，無論如何不在統計上的誤差範圍內。“內經”是種類少的書反復傳入，而“痘疹”則與其相反。這個有效的特徵或許能窺 視傳入的傾向。
 

 例如“內經”系統傳入記錄為5次以上的書，在25種中有8種，進一步統計《素問》為20次，《馬玄臺注素問》為11次¹⁸。 “內經”古典和少數注釋內經的書反復傳入，可能是因其在中國醫學中最重要，而且屬于難解的古典。但是無論《素問》抑或《馬玄臺注素問（素問註證發微）》， 江戶前期已經出版了和刻本(下文將述及)。再者，當時對於中國商船指定書籍並準予進口的權限僅在江戶幕府，特別是將軍所有的¹⁹，因此很難考慮這是因日本一方的需要而使頻度增高；推測可能是由于中國方面船舶運載的結果而使傳入記錄的頻度增高的。
　
   “痘疹”系統37種書中傳入記錄最多的唯一只有《痘疹全集》5次，大多數不過為1－2次¹。此“痘疹”系統中無古典，另外還包含有痘疹病中能致人死命、且難以治療的天花。因此各種各樣的痘疹治療書接連不斷地在中國刊行，并傳入了日本。

   “內經”系統和“痘疹”系統的記錄頻度，很明顯是完全相反的。儘管如此，其原委并非在進口書的日本一方，似與出口書的中國方面相關。當然因日方預約而傳入的書也有不少，但未在整個傳入書中占有很高的比例。

    那麼，從顯示的數值來看，其他學科的傳入記錄與平均頻度無大差別，則從傳入書種數等的走向，大抵能推測中國方面的狀況。

    以上通過探討傳入中國醫書的傾向，經資料統計後，據其年代變化和傳入頻度研究結果，可得知若干傾向及特徵。圍繞這些問題，有必要進而與和刻本作比較研究。
 

三  和刻中國醫書的研究

  １  資料的研究和統計

    本研究以《年表》為主要統計資料。此《年表》根據日本、中國主要公共圖書館目錄等，精選了刊印年明了的和刻中國醫書，按刊印的年代順序列出書名條目，收集 了320種書，記載有其成書朝代、著者、卷冊數、出版者、收藏地等文獻情報。《年表》也記載江戶時期之前的和刻本，但本文不將其作為統計對象。另外，因除 去了如慶長版等雖能推斷年代、但刊印年不明的和刻本，當然實數超過了320種。

    《年表》所列出的書名條目包含有朝鮮書²⁰，有不少書書名標記法雖不同，但可以判斷為同一書²¹。另外在《年表》發表後，增補書名條目和年代的書²²，及發現有誤認、誤排錯字的書²³，甚至條目為叢書所收的書也應加以統計²⁴。因此對前者予以削除、調整，後者加以追加、訂正而進行了統計。其結果，江戶時期復刻的中國醫書，除去版本等的差別外，共計314種。

    此314種書大致分布如下：“醫方等”27，“本草”25，“傷寒”27，“金匱”3，“內經”14，“針灸”14，“痘疹”24。這314種醫書的和刻 次數共680次。具體為“醫方等”411，“本草”53，“傷寒”70，“金匱”16，“內經”60，“針灸”39，“痘疹”31。以上資料以十年為單位 進行統計後歸納為表4。江戶時期的變化情況如柱狀圖2所示。
 

２  和刻書的傾向與特徵

 (1) 年代的變化
    首先從柱狀圖2中概觀整個時代的變化情況。中國醫書的和刻次數自1601年開始增加，1651－1660年間形成第一次大高峰。此後開始減少，1761－1770年之後又轉為增加，1791－1800年間出現了第二次小高峰。之後至幕府末期、明治時期持續減少。

    仔細分析一下表4後發現:1601－1871年的270年間，中國醫書曾和刻680次，平均每10年約出版25次和刻本。再將這270三等分，以90年為標准分前、中、後三期，每期中超過平均值25次以上的和刻次數，以10年為標准來看，前期6次、中期2次、後期3次。此與柱狀圖2所見的大高峰及小高峰的存在一致。而且在前期90年中約有60年均超出平均值，顯示和刻本集中出現于此時期。

    將表4以90年為單位再次統計為表5，觀察其和刻次數，前期為324次，占總體的48％；中期為186次，占27％；後期為170次，占25％。可知前期和刻中國醫書即占總體的近半數。中期則急劇減少，後期又比中期稍有減少。後期雖曾出現了和刻小高峰，但并沒有將後期總體的走勢變減為增。

    而在前期之初的1610－1630年間和刻為81次。其中確認由古活字印刷者達55次^2,22。另一方面，即使根據印刷能判斷為古活字版，但因其未載刊年而排除在本統計之外者，亦足超出30版²⁵。

    這種古活字版只能印刷一次， 且印刷部數很少，故比整版本現存率低。并且從時代而言，越是古的書現存率越低。那麼實際的和刻次數，年代越古，其統計結果比例應該越高，特別是以古活字版 為主的1601－1630年間，和刻次數恐怕更可能有所增加。總之可以斷定，相對于總體而言，中國醫書的和刻集中于江戶前期。
 

     從表5各 個學科領域的情況來看，“醫方等”、“本草”、“針灸”與總體年代變化一致，而其他學科未必相吻合。即“內經”的和刻在前期相當集中，“傷寒”、“金 匱”、“痘疹”卻相反，前期起始，到中期、後期和刻增多。當然和刻本是以日本的需要為前提刊行的，而且以上總體與各個學科間的年代變化，可以說反映了江戶 時期對中國醫書的需要，以及接受中國醫學的情況。

  (2) 和刻的頻度
    至此已可知和刻本總體的年代變化和各學科的態勢。但若一覽整個江戶時期，比較其和刻次數和種數的話，會呈現甚麼特徵呢？

    除了版本等的差異外，再計算一下同一書在整個江戶時期被和刻的次數，即和刻頻度。和刻頻度由和刻次數(b)除以種數(a)所得，結果如表6所示。
 

     其平均值為2.2，它表示一種中國醫書在整個江戶時期和刻了2.2次。與此平均值相差較大的為“金匱”的5.3，“內經”的4.3和“痘疹”的1.3。無 論那一個都與平均值2.2相差在30％以上，不可能是統計上的誤差。“金匱”和“內經”是種類少的書反復傳入，而“痘疹”則與其相反。下面根據此特徵來分 析一下和刻的傾向。

    和刻的情況是：“金匱”系統中《沈注金匱要略》中期1次，《金匱（要略）心典》後期2次。另一方面，無注的單經本(白文本，下同)《金匱要略》為《仲景全書》所收本5次²⁴，單經本8次²，共計和刻13次。但這只不過是統計上的數字，如果再加上未記載刊印年代的版本，以及同一年采用複數藏版，用版木輪流印刷的先印、後印本，單經本《金匱要略》的刊印共有4種系統、9種版本，達25種²⁶。“金匱”系統中傳入的記錄有10種，說明日本特別喜好單經本。關于其背景尚需另做考察。

  “內經”系統集中于江戶前期，種類少卻反復被和刻。其中14種中和刻達5次以上的4種書是，《素問入式運氣論奧》13次，《難經本義》12次，《素問玄機原病式》10次，《勿聽子俗解八十一難經》5次^3,22。 這4書共計和刻40次，約占整個“內經”系統的67％。而且該四書不是“內經”系統的單經本。即使是比較容易讀解的《難經》，也有二種注釋本反復被和刻。 至于更難讀解的《素問》，和刻的既非單經本，亦非注釋本，而僅是集中于對原書的一部分內容詳加解釋之書。“內經”系統總體很難理解，故江戶前期特別喜歡容 易讀解的書，也許到了中、後期這種需要減少了。這與因喜好單經本而同樣和刻頻度很高的“金匱”系統，到江戶後期仍流行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相反和刻頻度低的“痘疹”系統的24種書中，和刻數最多的唯一只有《痘疹活幼心法》5次，其他和刻2次的有3書，此後均為1次^3,21,22。 也就是說各種各樣的痘疹書被和刻，其中僅1書曾稍有流行。“痘疹”系統傳入記錄的頻度，與此有同樣傾向，各種新出的痘疹書接連不斷地由船舶載運而來。導致 這樣和刻傾向的理由與傳入傾向是相同的，都因痘疹病中包含有致死性、難以醫治的天花，并且都不是古典書籍吧。若除去年代的改變，可以判斷“痘疹”系統書在 中國刊行的原委，與在日本和刻的原委是相同的。

    上述“金匱”系統的單經本、“內經”系統的注釋本被反復和刻，二者均反映了當時的日本所需。另一方面，“痘疹”系統中各種各樣的書予以和刻，并不是日本特有的情況，可以認為中國刊本亦具有同樣的背景。

    和刻頻度的平均值2.2，與傳入記錄頻度的平均值2.4很接近。由此類推，表6中和刻頻度與平均值相近的其他學科，其和刻與傳入具有類似的傾向。或者說，從“金匱”、“內經”系統的和刻中所窺視到的日本的獨特背景， 與其他學科的和刻是否有甚麼內在的共通之處呢？ 關于這一點，需進一步比較研究傳入與和刻的中國醫書。
 

四  中國醫書的傳入與和刻的比較研究

  １  年代變化－－接受傾向及醫學的日本化

    根據上述研究可以認為，中國醫書的傳入記錄次數，在前期的1661－1680年間劇減。另外，除去中期和後期的各一次高峰外，醫書傳入的總體未有極端性的 變化。另一方面，和刻次數約半數集中于前期，後期雖有小高峰，但從中期以降已逐漸減少。大約一定數量範圍內持續傳入的中國醫書，其和刻情況亦從中期開始明 顯減少。這是日本一方的原委，即中國醫書的需要減少了。為何減少了呢？

    大家馬上會想到的是與傳統醫學的日本化相關連的問題。這一點，由清初的《傷寒論》熱而触發興起的日本古方派，及始于《本草綱目》研究的名物學、物產學、博物學而發展的日本本草學，都可作為例證。

    江戶中期所稱古方派的先祖名古屋玄醫（1628－96），其視點與古方派有所不同。其已刊行的書籍中，初版的年代順序是1627年的《纂言方考》， 1684年的《難經注疏》，1688年的《醫學愚得》和《丹水子》，1697年的《金匱要略注解》等。將各書的刊行年和柱狀圖2相比，恰與中國醫書由和刻大高峰開始轉向減少時期相當一致。由此可知，名古屋玄醫活躍時期的時代風潮，與和刻的減少密切相關。

    古方派在江戶中期的延續者為後藤艮山（1659－1733）、香川修庵（1683－1755）、山脅東洋（1705－1762），及吉益東洞（1702－ 1773）。東洞否定中國醫學體系中的大部分內容，以應用仲景處方為中心，推進了復古特征的日本化。這種強烈的影響波及日本全土。由于古方派的影響，江戶 中期中國醫書的需要量減少，和刻版也隨之減少，這種可能性很高。

    伴隨和刻版中國醫書的減少，日本人所著述醫書的刊行有甚麼變化嗎？ 這一問題要從本草、名物、物產、博物的刊本數量來考慮。難免有些遺漏，筆者將與此相關書的成書年代以及初版年進行了統計,各書的復刻年代也列入了統計中²⁷，因此可以明確顯示時代的變化狀況。

    前期從1608年初版的曲直瀨玄朔的《藥性能毒》開始，到1690年鷹取養巴的《藥品炮炙論》為止共38書。中期從1692年人見必大的《本朝食鑑》，到 1779年初版的杉山維敬《本草正正訛刊誤》為止共刊行79書。後期從1785年初版的岡元鳳《毛詩品物圖考》開始，到1869年初版的小幡篤次郎譯《博 物新編補遺》為止共143書。全期合計為260書。

    由表5來看與此時間相符合的和刻 版中國醫書中的“本草”，前期為24次、中期14次、後期15次，和刻版的中心是前期。但是日本本草系統的書籍，隨著如上所述時代的發展，刊行書數急劇增 加。與和刻版相比，兩者很明顯呈反比。日本化發展的結果，在日本書刊行增加的同時，中國書的需要減少了。

   但是江戶後期和刻版的中國醫書，1791－1800年期間出現有一個小高峰。儘管整個後期呈減少傾向，為何此時和刻數會轉為稍有上昇呢？ 這好像與多種背景相關。筆者從和刻版中國醫書的成書年代開始， 比較了前期1651－1660年的大高峰。其結果如表7所示。
 

     其結果很明顯，大高峰中金元代的書占和刻版的38％，小高峰中減少為15％。再將漢－宋代和金元－明清代各分二段來看，大高峰為21％:79％，小高峰變 為28％:72％。即後期的小高峰中，宋以前書的比例稍稍增高，而金元時代書的比例大大降低，由此可窺視對宋以前的復古傾向。

    因此，從醫學的日本化和向仲景醫學復古等的相關問題來看，要對明、清代的“傷寒”學科予以關注。于是發現，大高峰中和刻的傷寒書一本都沒有，而小高峰中雖 沒有明代“傷寒”系統的書，但清代《傷寒古方通》、《傷寒論類方》各有1次，由《醫宗金鑑》而出版的《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有3次，與和刻本相關連者共 計5次。小高峰主要與這樣的復古傾向相關，由此可以理解宋以前書及清代研究《傷寒論》的書在日本需求的成因。

    將以上內容歸納如下:

    除去特定的時期外，在一定範圍的數量內傳入的中國醫書，從江戶中期開始和刻版減少。這種差異意味著和刻是在與傳入傾向大體無關的情況下進行的。即江戶前期 集中接受了中國醫學，中期以後醫學走向日本化，日本書出版增加，與此同時和刻版中國書的需要減少。後期因研究宋以前書及清代研究《傷寒論》的需要，和刻版 稍有增加，但未曾影響到和刻總體的減少傾向。

    那麼，整個江戶時期，中國醫書的需要和普及存在甚麼樣的傾向呢？ 在探討以上內容的基礎上，筆者欲從其它角度再加以分析。

  ２  普及程度與時期－－和刻率、普及指數

    中國醫書的傳入及和刻的種數、次數的大體狀況，以及各學科範圍的具體情況已經闡明。按年代區分和刻次數及比例已如表5所示。若統計、比較這些資料的話，大概可以了解各學科的需要傾向、普及程度及時代變化。

    需要傾向可以通過傳入書的和刻率而顯示，和刻率等于和刻版種數(b)除以傳入種數(a)。另一方面，普及程度大概也可將和刻率乘以和刻頻度(c/b)所得 的值而表示。這即是和刻次數(c)除以傳入種數(a)所得的值，就意味著是傳入的1種書它的和刻次數。將此稱為普及指數，它與和刻率一同如表8所示。

    總體和刻率的值為39％，即傳入的中國醫書因有所需求，有39％出現和刻本。如前所述，傳入數也好，和刻數也好，只不過是根據能統計的記錄而得出的概數。 因此將30％作為最大誤差時，總體值即在27.3－50.7％的範圍內。出此範圍外的是93％的“針灸”，65％的“痘疹”，56％的“內經”，似有顯著 的需要傾向。

    普及指數的總體值為0.85，若仍以30％作為最大誤差時，總體值即在0.6－1.1的範圍內。範圍外的是1.6的“金匱”，2.4的“內經”，2.6的“針灸”，均大于總體值。說明這些學科領域和刻版中國醫書的普及程度較高。

    和刻率和普及指數在總體值誤差範圍之外的是“金匱”、“痘疹”、“內經”、“針灸”。據此，同時又參照表5，筆者將繼續研究和刻本的需要傾向、普及程度及時代變化。

   “金匱”系統的和刻率是在誤差範圍之內，但因單經本《金匱要略》統計為13次刊行，和刻頻度高于5.3，因此普及指數也大于1.6。“金匱”系統中單經本在日本比較需要，江戶後期曾作為刊行的中心而得以普及。為甚麼呢？ 這是因江戶中期古方派興起後《傷寒論》流行，後期也是一樣。仲景醫書“金匱”系統的需要比以前增加了。但當時醫學已經走向日本化，由日本人注解、研究之類的書，其刊行隨時代發展在增加²⁸。因此可以理解大部分需要的是單經本《金匱要略》。
 

   “痘疹”系統的和刻率高，而和刻頻度低于1.3，故普及指數與總體值無大差別，且和刻版是以中後期為中心。即本系統的中國書多，中後期有需要, 故而和刻。因大多數僅復刻了一次，故未明顯普及。痘疹病的治療比較困難，為了尋求最新書中的知識，大概對已讀的書很快就厭煩了。中國好像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這已通過傳入頻度進行了考察。

  “內經”、“針灸”系統的和刻率及普及指數都高。“內經”是相當于一書的和刻次數，即和刻頻度高。而“針灸”的和刻率高，是因傳入的15種書中有14種成 為和刻本。而且兩個學科領域的和刻版集中于前期。即“內經”、“針灸”書前期的需要程度高，得以廣泛普及。對于江戶前期的日本人來說，也許是因為針灸有技 術性，而《內經》的內容很難，所以就需要很多中國醫書。到了中後期，這些難點被克服了，無論是需要，還是普及的程度都驟減了。

    針對以上結果，以下將從其它方面加以探討。

  ３  普及速度－－傳入年與和刻年的差距

    首先就江戶前期集中需要和普及的“內經”、“針灸”系統，探討其和刻年與傳入年的差別。筆者調查了1601年之後和刻初版發行的中國醫書、和刻本依據的中 國底本的刊年、傳入日本初次記錄年、以及初次和刻年，通過其相互間的差距來研究其普及的速度。

    由于江戶初期和刻本初版的大部分幾乎都是古活字版，沒有刊行年代及底本的記載，現存記錄當時傳入情況的史料很少，且作為底本的中國版其傳入年代能確認者亦 非常罕見。因此僅將能了解初次和刻年代，能推測底本中國版刊行年代或傳入年代的9種書，按初版的年代順序歸納為表9。
 

    由此表可知，“內經”書中首先刊印的是屬于注釋本的《難經本義》、《素問注證發微》、《素問入式運氣論奧》。此後原著《素問》、《靈樞》、《難經》才以單 經本形式刊印。“針灸”書也是同樣。例如，表中省略的《十四經發揮》，其初次和刻為1601年之前，和刻5次之後古典《針灸甲乙經》才被刊行。無論當時還 是現在，沒有人最初從原著開始攻讀古典醫書。注釋本普及之後才需要單經本，這一史實在此得到如實地顯示。

    從傳入記錄年以及底本的中國刊年，到和刻之間的差距如何呢？ 傳入最初的記錄為1604年，這是根據林羅山的記載¹³。其中注本《素問注證發微》是能確定傳入年代的最早記錄。在此之前也許傳入過，但不管怎樣是從最早傳入記錄的1604年開始，僅4年後就出現和刻本。毫無疑問，其底本的刊年為1586年²⁹，即使從這里開始計算，也是22年後即已有和刻。

    最初和刻的單經本《素問》是元和年間（1615－1624）刊印的古活字版，底本是1584年周曰校的刊本³⁰。其傳入年代雖不詳，但從周本開始傳入,到和刻本的差距為31－40年。1648年和刻初次出版的《甲乙經》，底本是1601年刊行的《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本系統³¹，其傳入年代亦不詳。從醫統本到和刻本的差距為47年。

　　如上所述，從中國刊本到和刻本的差距，注釋本為22年，單經本為31－47年。與單經本相比，注釋本從中國刊本到和刻的年數似乎稍短一些。由此來觀察表9:林羅山1604年所見的書中，《難經本義》和《素問入式運氣論奧》分別于3年及7年後和刻，而《靈樞》是在56年之後。

    本來注釋本和單經本從中國刊行到傳入日本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時間差。單經本和刻比注釋本晚的現象，恐怕還是日本一方的原因。首先從考察結果來看，如古典單經 本和注釋本幾乎是同時傳入的，難解的單經古典沒有和刻的需要，首先和刻的是注釋本。人們學好注釋本之後，開始需要單經本，于是其和刻本出現了。

    由表9所 見，“內經”、“針灸”類古典《素問》、《甲乙經》、《靈樞》、《難經》等單經本全部出齊是在1660年左右，在此之前是注釋本的時代。因此，作為江戶前 期的一般傾向，人們大約經40－50年學好注釋本，于是就開始需要單經本。由此可窺知當時日本對中國醫學的接受傾向及普及程度。

    還需進一步調查的是，所有中國醫書從最早傳入的記錄年到最初和刻年之間的差距。表10所列舉的是二者相差到10年為止的記錄。通覽此表會發現，江戶前期占絕對優勢。前期和刻本約一半被刊行，中國醫書的需要量高，從傳入到和刻的年差也短，即普及速度也快。雖然需要量高，但並不是毫無目的將傳入的書都予以和刻。
 

     例如:《仲景全書》在有傳入記錄7年後出版了和刻本，其中國版所收4書中有單經本《宋板傷寒論》和注釋本《注解傷寒論》。但這兩書的經文存在差別、混亂， 而《注解傷寒論》出版之後還有很多名家的注本。于是和刻版《仲景全書》便增加了綜合諸家注釋的《集注傷寒論》，反而刪除了《宋板傷寒論》和《注解傷寒 論》，即《仲景全書》已變成由3書而構成。而且在此《集注傷寒論》的經文中，和刻版還獨自添加了與《宋板傷寒論》校異的頭注³²。這就是和刻版《仲景全書》已經日本化了。“內經”、“針灸”書等也是注釋本先于單經本和刻的。象這樣從集中進行和刻的江戶前期開始，日本已經通過獨自的角度, 有選擇地接受中國醫書，或者說其對中國醫書的加工方法值得注意。

　　總體而言，從傳入到和刻需要多少年呢？ 將傳入記錄的書名與和刻的書名對照，可判斷為同一書的有199書。通過這個結果，再從最初的和刻年來查傳入年的最初記錄。傳入最初記錄年之前已出現有和刻本的作為負年，包括上述內容在內, 以50年的差別來統計，並將最初的和刻年分前、中、後三期，作如表11。此前、中、後每期的總數比例分別為50％、30％、20％，與表5沒甚麼區別。由此可以反映總體的傾向。
 

     這樣，傳入記錄後的0－50年閒，和刻書的平均率為46％，而前期高到56％，但中期低到41％，後期又低為27％。表10中10年之內的結果也相同，證 明中國醫書的普及速度，從傳入至和刻之年數，越在江戶早期差距越短。

    後期中有6種書被和刻，它們早在151－200年前已有傳入記錄。這麼長時間都不需要和刻的書，為何會在後期出版呢？ 看一下此6種書:宋代的《聖濟總錄》、《幼幼新書》、《外科精要》，金代的《注解傷寒論》，元代的《醫壘元戎》，明代的《活幼便覽》。元明代二書給人以拾 揀落穗之印象，宋金代的書則在各學科中已占據有準古典的地位。前面研究了隨和刻年代變化，江戶後期小高峰中所見的復古傾向。此處可知，宋、金代的書從有傳 入記錄開始，經150年以上而被和刻，這種現象仍與江戶後期的復古傾向相關連。

    上野氏³³對照調查了內閣文庫所藏、幕府紅葉山文庫舊藏、中國刊醫書323部及傳入的記錄，發現123部、約占40％的書籍是在中國刊行50年之內傳入。如表11所述，傳入的書籍中四成以上于50年之內和刻。結合兩者的統計結果，就可以了解江戶時期中國醫學的傳入速度、普及速度以及程度。

   象這樣中國醫書的和刻傾向，是否存在其它的原因呢？ 對此問題還需進一步研究。

  ４  普及書的特徵－傳入及和刻居前位的書

    從總體來看，中國醫書中甚麼樣的書，以何種程度在江戶時期普及，通過和刻次數已得以明確了解。其次數越多, 普及程度也應越大。表12列舉了和刻次數位于前10位的書，并比較了傳入記錄前10位書及其中國的版數，分別記錄了各自的成書朝代、卷數、記錄數（前期、中期、後期）。由此來觀察和刻書與傳入書，竟然發現沒有一書是相同的。以下將探討其原因。
 

     傳入記錄為34－17次的前10位書，到清代為止均刊行了10版以上³⁴，是中國的流行書。與傳入時代相同的書多，可見明代5書、清代4書、唐代1書。在中國反復出版的書，經中國商船裝載的機會增多，當然傳入日本的機會也多。但是，中國書的出版地和中國船出港地有關，僅此還不能說明問題。

    再看各書的卷數，均在10卷以上，多的50卷左右，《薛氏醫案》二十四種甚至達107卷。有這麼多卷冊，一并賣高價的可能性很大。中國船主選擇了這樣的書 多次船載而來。據此，從所探討的傳入書各種情況，也可以推測可能是中國方面狀況的反映。這是從原書在中國的流行和卷數兩方面，大致所能了解的基本情況。

    整個江戶時期共和刻26－10次，暢銷位于前10位的書又是甚麼樣的書呢？ 從其卷數來看，除10卷的《傷寒論》和8卷的《万病回春》之外，都是3－1卷本。《傷寒論》是10卷，但經文部分的葉數只相當于《万病回春》的三分之一。 《金匱要略》是3卷本，葉數亦約為《万病回春》的八分之一。即除《万病回春》外，全江戶時期的暢銷書均為薄書。因日本人讀解中文困難，故易讀³⁵、好賣的書和刻了10次以上。

    觀察和刻居前10位書的成書時代，漢代2書、宋代1書、金代1書、元代3書、明代3書，與傳入書相比，所跨越的時代範圍更廣。但清代書一本都沒有。明清代 的最新書，在日本不是流行的首要條件。和刻書並非中國的流行書及新出書，可知自江戶前期開始，日本即以獨自的角度使之流行。

    和刻居前位的書中，古典單經本只有仲景醫書《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者都是從江戶中期開始和刻版有急劇增加。同時期在中國最後刊行的單經《傷寒論》存 于1599年的《仲景全書》中；最後的單經《金匱要略》乃存于1624年的《醫種子》中。此後，兩書的和刻單經本到清末期回流復刻為止, 未見一本。江戶中期以後兩單經本的流行，屬于日本的特有現象。與此相反，和刻中居前位的其它8書，集中于江戶前期，從中期開始急劇減少。由此可以明瞭，江 戶中期開始走向仲景醫學的復古及醫學的日本化。另外，前期集中和刻的8書，與傳入書的傾向亦截然不同。當然暢銷書是薄而能通讀者，此條件無疑貫穿于整個江 戶時期。

    但也有例外，即卷數雖多而甚流行的《万病回春》。其和刻統計有18次，實際有可能達到了30次³⁶。但中國版為22種³⁴，傳入記錄自1638－1763年只不過為5次¹。到江戶前期為止，本書在日本深受歡迎，故其流行超出中國之上。前期為《万病回春》，中後期開始，仲景醫書的單經本成為流行中心。

    如上所述，和刻書與傳入書中，居前位的書無一本相同。通過這一點，反映了整個江戶時期有選擇的接受了容易通讀的中國醫書之傾向。到此為止，所探討的和刻書的傾向，多能推測日本的狀況，是因其亦與此相關。例如，查一下表12，觀察和刻率、普及指數都高的“內經”、“針灸”學科的書，仍會發現，《十四經發揮》和《素問入式運氣論奧》各3卷，《難經本義》2卷，《素問玄機原病式》1卷，均是3卷以內的薄書。

    由此可以認為，還有一點不能忽視的是和刻本的日本化現象，可以說這一現象是江戶時期接受傾向的延長。

  ５ 中國書的日本化－－經精選、再編的和刻本

    如前所述，江戶前期和刻初版的《仲景全書》已是中國版的再編及日本化。同樣的事例還有很多。

    早期之例有《醫方大成論》1卷³⁷。原序記為元、孫允賢所作，實際上是經日本人之手，從明•熊宗立《醫書大全》24卷中精選醫論部分編集而成，若作確切分類，其已難屬于中國書。本統計如表12所 見，江戶時期和刻最多的是26次，加上自文祿5年（1596）初版以來刊印年不詳之版，為37版。同樣，1596年初版的《（證類）本草序例》1卷，也是 精選了《政和證類本草》30卷的卷1“序例上”全文，及卷2“序例下”的一部分，又附加了《大觀證類本草》31卷艾晟的序文。此書亦由日本人編集，之後江 戶時期曾8次刊行。

    同類的事例，見于表12和刻10次的《醫學正傳或問》1卷。此書 只精選了《醫學正傳》8卷的卷1“醫學或問”單行，于1621年初次出版。1660年和1690年和刻的《通用古方詩括》1卷，也是精選了《醫學入門》卷 7下而單行。另外，精選于《景岳全書》64卷的有: 1722、1732年刊《張景岳新方彙》1卷，1728年刊《精選幼科良方》1卷，1729年刊《精選治痢神書》3卷、《張氏治瘧必喻》2卷，1737年 刊《張景岳傷寒錄》3卷，1759年刊《腫脹全書》、《腫脹要訣》各1冊。此外，1839年尾張醫學館淺井正封一并刊行的3書，包括選自于《千金方》30 卷的《五藏六府變化傍通訣》1卷，選自于《十四經發揮》3卷的《十四經穴分寸歌》1卷，及選自于《万病回春》8卷的《諸病主藥》1卷。應該注意的是，以上 的精選本及再編本，均在3卷之內。

    從注釋本中只精選經文，這種巧妙的再編單行本的方法，也屬于日本的獨特之處^38,39。表9所 列舉的1660年活字刊印的單經本《難經》為其嚆矢，它以《難經本義》為底本而精選經文。幾乎同時活字印刷的《靈樞》、《素問》、《傷寒論》之單經本中， 《傷寒論》也是以《注解傷寒論》為底本。采用同樣手法，香川修庵于1715年精選、刊行了《傷寒論》，這就是此後大流行的所謂小刻本《傷寒論》。與此相 比，《難經》早出半個世紀。無論何者，都是將底本縮小所致。

    這些單經本中更奇特的是，鵜飼石齋（1615－1664）從《類經》42卷中精選經文，再編成《素問》、《靈樞》各9卷³⁸。此即所謂類經本《素問》、《靈樞》，其刊年不詳，因在其欄上加刻了《類經》的原篇名，好象以與和刻《類經》相互對照為目的。但從中似亦可窺見所謂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

    由叢書到單行本者也有其例。如單經本《宋板傷寒論》雖被和刻《仲景全書》削除³¹， 但它卻于1688、1797、1844、1856年四次改版單行。這種現象在當時的中國沒有出現。無論是小刻本《傷寒論》，還是單經本《金匱要略》的流 行，可以說都是江戶中後期喜好仲景醫書現象之一端。如前所述，後期1792、1795、1800年曾3次單行，自《醫宗金鑑》92卷而來的《訂正仲景全書 傷寒論註》15卷亦屬同類。1797年亦從《醫宗金鑑》而單行出版了《幼科種痘心法》16卷。

    以上介紹了從本來大部頭的書，再編成小部書的和刻情況。而且這種情況經歷了整個江戶全期。可見日本人復刻、販賣的首要目的，一般是眾所喜好、且有易于通讀 的部分。但是，這種情況始于江戶前期，與大部頭書作為暢銷書的中國不同，充分反映了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雖說當時中國暢銷書是大部頭書，但大家購買《景 岳全書》64卷及《醫宗金鑑》93卷，不是以通讀為目的。如果大家注意到這些書大多數屬於百科全書性質的醫書、藥書，能判斷需翻閱其中所需部分時，他們就 會購買。中國的大部頭書不是為了通讀，而是象利用百科全書一樣喜好它。
 

五  傳入中國醫書的傳承和回流

  １  佚存醫書

    由上述研究可知，江戶時期約270年間，中國醫書有傳入記錄的為804種，和刻了314種。其中一部分後來在中國散佚，只傳存于日本，稱其為佚存書。明治 以後許多佚存書回流于中國。迄今為止，中國（大陸、臺灣）現不存，只傳承于日本的佚存醫書還有不少。這種現象和事實不能忽視。

    經對照中國和日本各種藏書目錄，挑選出佚存中國醫書進行了統計⁴⁰。但為了使其與江戶時期大約對應，除去元以前刻本和室町以前抄本，將明清刻抄本、日本近世抄本、江戶時期和刻本、朝鮮版作為統計對象，就其件數及成書年代統計歸納為表13。對于相同的佚存醫書，原有刻、抄本的區別時，即分別計入其刻、抄本，但沒有分別計入現存書數中。因此，實際的種數(152)稍少一些，而件數(298)頗多。
 

     作為統計對象的佚存中國醫書共計181件，當然其中亦包括室町時期以來傳入的書籍。與《目錄》¹相對照，由原始史料所記錄的、有傳入年代的佚存書為54種。181件中有165件是內閣文庫的藏書，其中大多數為幕府江戶醫學館和幕府紅葉山文庫的舊藏書。可見遠在江戶時期以前傳入的書，好像並不多。根據以上內容，按成書年代總觀佚存書之狀況。

    成書于宋代和金元代的書計5.6％，數量少，這是因只局限于統計原書自身的刻抄年代，因此出現這一數字是很自然的。從時代而言傳存率很低的貴重書，但僅在 日本就存有10件。其中僅日本近代抄本與和刻本即占6件。這些書均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因此在日本傳抄，或作為和刻本而得以傳承。

    明代書為135件，占74.6％。與江戶時期大致重疊的清代的書為29件，只占16.0％。這并不是說日本對于清代書，未象明代書一樣傳承下來。很明顯， 其主要原因在中國方面，表明中國很好地傳承了與時代相近的清代書，而明代書的傳承率與日本相比非常低。儘管如此，明代135件醫書在中國散佚，保存于日 本，仍應說是一種特異的現象。

    如前所述，佚存的醫書幾乎都是江戶醫學館和紅葉山文庫的舊藏書。沒有幕府兩機關的蒐集和保存，不可能有這麼多佚存的明代醫書乃至于佚存的中國醫書。

    從中國醫書的普及及其接受面來看，和刻的佚存書具有很深刻的意義。因為認識到了在日本復刻中國散佚書的價值。這些價值是甚麼？ 先列舉以下10書的和刻年代順序。

1614、48年刊 明•《儒醫精要》1卷
1646年刊     明•《保嬰錄》1卷
1675年刊     明•《小青囊》10卷
1689年刊     明•《內府秘傳經驗女科》3冊
1716年刊     明•《病機賦》1冊
1719年刊     明•《痘疹慈幼津{木＋伐}》2卷
1720年刊     明•《朝鮮醫問答》1冊
1728年刊     明•《痘疹經驗要方》2卷
1757年刊     元•《五藏方》1冊
1814年刊     明•《醫眼論并方》1卷

  ２  向中國的回流

    到幕府末期為止，傳入并傳承的中國醫書，分為中國、朝鮮、日本的刻本和抄本六種。其大多數由于明治政府執行廢止傳統醫學的政策而在日本失去價值，一部分回 到了傳統醫學尚得以延續的中國。今稱此現象為回流。不但如此，而且日本的很多著述也輸入了中國。不少回流書和傳入書，至今在中國仍不斷復刻。究竟回流及輸 入了多少書？

 　 筆者已多次報道了回流及輸入的狀況^{41,42,43,44,45,46,47,48}。在回流的中國醫書中，日本刻、抄本為296種，輸入的日本醫書中日本刻、抄本為751種⁴⁴。估計其件數，回流中國書中的日本刻、抄本約為種數的4.5倍，傳入日本書的日本刻抄本約為種數的2.5倍⁴⁹。由此來單純計算的話，總數約3200件⁵⁰。

  　另外，也不能忽視回流的中國刊抄本。從藏書目錄來看，這與中國原有的書無法區別。而實際調查中國各圖書館時，在藏書量多的地方，屢屢發現帶有日本人插注 或藏書印的中國刊本。且以上數字還不包括有諸多回流書及輸入書的臺灣藏書。從多種因素大概估計，明治以後輸入中國的日本舊藏醫書大約為4千件以上。

  　日本不僅向中國輸去了中國書籍，還出口了失去作用的版木，也有由此而印刷的書。根據迄今為止的調查結果^41,48，以下的中國醫書是由和刻版木印刷的。

    1874年在廣東印刷的《外臺秘要方》，是根據1746年和刻（1839年後印）的山脅本的版木而來。與此內容相符的報告⁵¹談 到，1871－1879年，三木佐助（1852－1926）與廣東華僑麥梅生合營，在廣東販賣由日本進口的書籍，并出售了《外臺秘要方》、《東醫寶鑑》、 《醫宗金鑑》的和刻版木。1878年，在上海和蘇州印刷的《千金翼方》、《千金方》，各自使用了江戶醫學館1829年和1849年的和刻版木。在上海，日 本人岸田吟香（1833－1905）開設的樂善堂，1887年前後所印刷的《玉機微義》、《針灸素難要旨（針灸節要）》，則分別使用了1664年 （1784年後印）和1715年（1753年後印）的和刻版木。1899年浙江書局印刷的《張氏醫書七種（張氏醫通）》，為1802年（1804年後印） 的和刻版木。

    有關日本的醫書，根據1857年多紀雲從再版《觀聚方要補》的版木，中國刊行了5次。1884年，楊守敬以和刻版木印刷了多紀氏等的13種著作。有關朝鮮 的醫書，根據德川吉宗將軍的命令，1724年和刻（1730、1799年後印）《訂正東醫寶鑑》的版木，1890年上海朱曜之削去了日文訓點予以印刷，無 疑使用的為前述三木佐助所出售的版木。此外，還有一些來日的清朝人，將所得之書在日本彫成版木予以印刷。如1889年傅雲龍和刻仁和寺本等《新修本草》， 1890年羅嘉杰和刻了仿宋版《備急灸方》和朝鮮書《針灸擇日編集》。

    由上所述，當時中國人以日本版木所印刷的日、中、朝醫書達25種，若繼續調查的話可能還會增加。從日本到中國的醫書及版木的回流、輸入，對于保存醫學文化，應該說起了很大的作用。
 

六  總結

    以上從歷史的、量化的角度，圍繞江戶時期約270年間傳入的中國醫書及其和刻本，傳承、保存于日本的書，以及明治以後向中國回流書等方面，考察了一般社會所接受的現象。將有關內容概括如下:

    １  中國醫書傳入記錄為804種、1917次。隨年代變化，平常的記錄為每10年60－110次，中期1711－730年和後期1831－1850年各20年 間各有一次高峰。特別是“內經”系統，古典和少數注釋書反復傳入；與此相反，“痘疹”系統則是各種各樣的書陸續傳入。這種傾向的背景，與這些書籍在中國流 行、有一定卷冊、能賣高價，中國船主多次船舶運載的現象相關。

    ２  中國醫書的和刻圍繞314種書共680次。隨年代變化，和刻次數約一半為1690年前的江戶前期，中期急劇減少，後期更加減少。此現象反映出：中期開始醫 學走向日本化及日本醫書出版增加，而對中國書的需要減少。另一方面，由于向仲景醫學復古，仲景醫書取代前期流行的《万病回春》，而在中後期開始流行。後期 宋以前及清代“傷寒”系統書的和刻稍有增加，但未影響到後期的減少傾向。

    ３  各學科領域的和刻，“內經”、“針灸”系統在前期集中普及。因為對當時的日本人而言，“針灸”技術性強，“內經”則內容難解。注釋本普及了40－50年 後，單經本被和刻也是由于同樣的原因。中後期這些難點被克服後，兩學科醫書的需要及普及均急劇減少。另外，“金匱”系統需要單經本，故在後期得以普及。 “痘疹”系統的需要為中後期，其普及程度小。

    ４  整個傳入書約40％被和刻，體現了對中國醫學的積極接受。從傳入到和刻時間為50年之內的書比率高達46％，和刻的速度越在江戶早期越快。和刻暢銷書從江 戶前期開始為3卷以內的薄書，與中國的流行書及最新書無關。全江戶時期均有從原本大部頭書中精選、再編為小部書的和刻本。自江戶前期開始的情況，與流行大 部頭書的中國不同，可窺知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自中後期開始流行的仲景醫書，也與該要因相通。

    ５  明以後和江戶時期刊行、傳寫的中國醫書，現存于日本而中國已無藏的佚存書達181件。大多為江戶時期所傳入。其中成書于明代者135件，清代者29件，幾 乎都是江戶醫學館和紅葉山文庫的舊藏書。作為特異之例的佚存書有和刻版10書，說明自江戶前期始已經認識到了所謂珍本、孤本的價值，故而能和刻。

    ６  明治以後向中國回流的中國醫書中，日本刻抄本為296種，輸入的日本醫書中日本刻抄本為751種，目前在中國屬于日本舊藏的醫書大約有4千件以上。饒有趣 味的現象，是連和刻版木都被出口至中國。由此而印刷的中國醫書有9種，日本醫書14種，朝鮮醫書2種。

    ７  由上可知，日本通過整個江戶時期，從獨自的角度接受了中國醫書以及醫學，同時走向了日本化。此過程中所積累的文獻及研究資料數目相當龐大。一部分書籍于明治以後離日去華，可以說終于對舊恩有所回報了。
 

＊本稿根據拙論《江戶時期渡來�中國醫書���和刻》（山田慶兒、栗山茂久編《歷史�中�病�醫學》301-340頁，1997年3月， 京都、思文閣出版）補訂而成。

謝辭：非常感謝給予本調查、研究提供貴重資料的北里研究所東洋醫學總合研究所醫史學研究部小曾戶洋部長，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醫史學教研室王鐵策教授，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鄭金生教授，北京中醫藥大學醫史文獻學教研室梁永宣副教授。
 

附註及參考文獻

1 真柳誠、友部和弘，〈中國醫籍傳來年代總目錄（江戶時期）〉，《國際日本文化研究�S��W－紀要、日本研究》7（1992）：151-183。

2 　小曾戶洋、關信之、栗原萬理子，〈和刻本漢籍醫書出版總合年表〉，《日本醫史學雜誌》36.4（1990）：459-494。

3 小曾戶洋，〈和刻本漢籍醫書出版總合年表－書名索引〉，《日本醫史學雜誌》37.3（1991）：407-415。

4 小曾戶洋，〈和刻本漢籍醫書出版總合年表－出版者名索引〉，《日本醫史學雜誌》39.4（1993）：573-594。

5 判斷為荷蘭書的有：解體書、解體圖書類畫、草花書、草木書、治療書、本草書、本草圖。

6 朝鮮書有鄉藥集成方、東醫寶鑑。

7 由于版本及略稱而致書名不同，如醫學源流與增補醫學源流，醫學入門與編注醫學入門，醫貫與趙氏醫貫，易簡方與易簡方論等不可枚舉。這些均視為同一書。

8 依據的史料本身的誤記而致書名文字相異，如醫匯誤為醫涯，醫學統旨誤為醫學統書，醫讀誤為醫續等可以判斷的錯誤。此亦不可枚舉，均視為同一書。

9 書名追加的有：〈活人心 1638（御文）〉、〈奇郊（效）良方 1638（御文）〉、〈甦生酌（的）鏡  1653（御文）〉、〈五福全書 1646（御文）〉、〈濟世丹砂 1646（御文）〉、〈兒科全生集 1829(587A) 〉、〈詩經名物疏 1710(281B)，1754(724A) 〉、〈疹痘（痘疹）全書 1638（御文）〉、〈圖注脈訣 1638（御文）〉、〈大丹直指 1644（御文）〉、〈洞天奧旨（外科秘錄）1803(669D) 〉、〈毛詩草木疏1801(698D) 〉。年代追加有: 元亨療馬集1655（御文）、種痘新書1829(584C)、食物本草會纂 1719(243A)、徐氏針灸 1638（御文）、肘後方 1638（御文）、丹臺玉案1726(684C)、本草求真1804（上野益三、日本博物學年表）、本草備要1849(529C)、名醫類案1845(622D)、藥性要略大全1638（御文）、六醴齋醫書 1845(622D)、劉河間醫學六書1814(582C)、類經1638（御文）。

10 書名中具備二項目的攝生眾妙方中，後者誤排為攝生總妙方。年代中心印紺珠的1614誤排為1640，醫學指要、銅人圖、銅人形圖、洗冤錄、幼幼集成的 1848誤排為1849，韓氏醫通的1865誤排為1856。另外，〔圖注〕脈訣的1626，本草綱目的1644，廣嗣紀要的1652，濟世良方、三因方 的1659，万病回春、和濟方的1662，雷公炮製的1663，明醫指掌、明堂灸經、明目直指、明論醫方的1671，百代醫宗的1679，大素脈訣、丹溪 纂要、丹溪心法、丹溪心法付餘的1683，脈訣、脈訣精要的1684，東垣十書、痘經會成、得效方的1685，惠民正方、外科集驗方、外科精要的 1686，嬰童百問、子午流注針經、集驗方、袖珍方、十便方、傷寒百證、傷寒門、傷寒六書、傷寒論、尚論編、針經指南、仁齋直指的1688（唐目），素問 靈樞的1691，聖濟總錄、薛氏醫案、千金翼方、全幼心鑑的1693，葉氏錄驗方的1694，藥性大全、藥種異名、楊氏家藏方、養生月覽的1699，婦人 良方的1700，救急易方、玉機微義、局方指南的1714，衛生易簡方、衡（衛）生方、古今醫鑑、古今醫統的1716，治藥方的1712，都于寬永十六年 （1639）前為紅葉山文庫所收藏，入庫年均不詳，全部改為1638（御文）。

11 這些中國醫書的分類是根據註34所引的《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該書的分類，對臨床各科、醫案類、方書、綜合性醫書等也進行統計，但上述分類的內容缺乏足以考察的明顯傾向，因此避免繁雜而將它們全部歸為「醫方等」分類。

12 大庭脩，《江戶時代����中國文化受容�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1984)，57-59、187、193。

13 林春齋，〈羅山先生年譜〉，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羅山先生集》(1661)付錄卷一所收，葉27-28。

14 大庭脩，〈東北大學狩野文庫架藏�御文庫目錄〉，《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3(1970)：9-90。又該目錄不記載1639年以前收藏于御文庫書籍的納給年代，因此將這些書記都如文獻10改為1638年傳入。

15 同文獻12：23。

16 同文獻12：190。

17 同文獻12：282-284。

18 適當統一書名，按記錄多為順所舉的書名（記錄數）如下。素問、靈樞（13），類經（10），素問（7），〔圖注〕難經脈訣（7），〔馬玄臺注〕素問、靈樞（6），靈樞（5），〔馬玄臺注〕素問（5），素問直解（5）。以上也有二書的合刊本，整理後見: 素問（20），靈樞（18），〔馬玄臺注〕素問（11），類經（10），〔馬玄臺注〕靈樞（靈樞馬玄臺注的記錄另外還有一次，計7），〔圖注〕難經脈訣（7），素問直解（5）。

19 當時的中國書籍進口的狀況，以其在長崎的敲定和在日本國內出售的情形，大庭修已做詳細的研究。（見文獻12與《江戶時代����唐船持渡書�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

20 1724、1779、1828的東醫寶鑑，1725（以及1778）的針灸經驗方，1807的針灸明鑑，1861醫方類聚為朝鮮書。

21 包括有: 1732、1743、1788、1802、1806、1853的金匱要略和1742、1801、1853的金匱要略方論，1743、1790、1799的 神農本經和1663、1854的神農本草經，1823的金匱心典和1841的金匱要略心典，以及文獻3相互表示為→印的醫方考和名醫方考，痘疹活幼心法和 活幼心法，證類本草序例和本草序例，千金方和備急千金要方，內外傷辨惑論和辨惑論。

22 據小曾戶氏和筆者之見。年代和書名雙方追加的有:1657的頤生微論，1659的鍥王氏秘傳圖注八十一難經評林捷經統宗，1660、1690的通用古方詩 括，1728的（精選）幼科良方，1729的張氏活瘧必喻，1753的仲景全書正誤并存疑篇，1780的痘疹秘錄，1789的丹方彙編，1826的北齋醫 方，1827的洞天奧旨，1831保產論的和刻本。只追加年代的有:1604（新編）醫學正傳，1607万病回春，1621醫方考，1626素問入式運氣 論奧，1632醫學入門，1633（新刊）勿聽子俗解八十一難經，1643黃帝明堂灸經，1644本草序例，1651針灸聚英發揮，1653局方發揮， 1656察病指南，1657本草原始，1659醫學綱目，1673雜病證治類方，1692（王宇泰）醫辨，1746醫方大成論，1768千金翼方， 1789（新刊）外科正宗，1795（御纂）醫宗金鑑中的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1802張氏醫通，1814（重刊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1818（翻 刻）救偏瑣言，1853痘疹活幼心法的和刻本。

23 削除1673（新刊）万病回春和1712的丹溪心法類集，將1625的黃帝問經靈樞……改為黃帝內經靈樞……，1714的本葉綱目改為本草綱目，1780的寶氏秘方改為竇氏秘方，1790的溫疫方論改為溫疫論。

24 根據1659、1668、1756、1778、1779的仲景全書中所收的3書，進一步加以個別統計。

25 根據小曾戶洋《中國醫學古典�日本》（東京：塙書房，1996）和小曾戶洋、真柳誠《和刻漢籍醫書集成》所收書解題（東京：�@��W�o���R， 1988-92），江戶時期有以下印年不詳的古活字版的中國醫書。素問（元和間版、万治3年？版），素問註證發微（元和末版），靈樞（万治3年？版），難 經（万治3年？版），傷寒論（万治3年？版），脈經（慶長版），注解傷寒論（元和寬永間版），傷寒明理論（慶長15年前版、元和版），察病指南（不詳版3 種），脈訣刊誤集解（慶長元和間版2種），東垣十書（元和頃版），此事難知（慶長頃版），格致餘論（慶長版），局方發揮（不詳版5種），醫方大成論（不詳 版3種），醫書大全論（不詳版1種），醫經小學（慶長頃版），明醫雜著（慶長版、慶長元和間版、不詳版1種），醫學入門（不詳版1種），万病回春（慶長前 期頃版），古今醫鑑（慶長版、元和頃版、元祿寶永頃版）。

26 真柳誠，〈日本漢方�培��中國醫書6〉，《東京：燎原書店  漢方�中醫學》11（1989）：3。

27 本統計已制成年表，現公開于如下網址: http://www.hum.ibaraki.ac.jp/mayanagi/materials/EdoBencaobook.html

28 查《增補版國書總目錄》（東京：岩波書店，1989）「金匱」部分，成為刻本的有關日本《金匱要略》研究、注釋的書，1601-1690年有2書，1691-1780年有5書，1781-1870年有8書，很明顯隨時代的變化而增加。

29 小曾戶洋，〈明代�中國醫書（��10）〉，《現代東洋醫學》15.2（1994）：245-252。

30 註25所引，小曾戶洋，《中國醫學古典�日本》：79。

31 篠原孝市〈《甲乙經》總說〉，小曾戶洋監修，《東洋醫學善本叢書》8（大阪：東洋醫學研究會，1981）：443。

32 真柳誠，〈《仲景全書》解題〉， 小曾戶洋、真柳誠編，《和刻漢籍醫書集成》16（東京：�@��W�o���R，1992），解說篇：8-18。

33 上野正芳，〈江戶幕府紅葉山文庫舊藏唐本醫書�輸入時期����〉，《史泉》51（1977）：42-74。

34 這些版本的種數，根據薛清錄等所編《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的記載，除去抄本、和刻版及由和刻版再刻的中國版，統計了到清代為止的版本。

35 《本草綱目》為52卷的大部頭書，和刻本統計為8次，若加上刊印年不詳本實際刊印了13次（渡邊幸三，《本草書�研究》，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 1987，136-144）。其現存本很多。但因其為大部頭書，據我管見之範圍，有到前10卷程度為止讀完的痕跡，大多數只不過是挑著選讀的。

36 小曾戶洋，〈《万病回春》解題〉，小曾戶洋、真柳誠編，《和刻漢籍醫書集成》11，東京：�@��W�o���R（1991），解說篇：1-8。

37 小曾戶洋，〈《醫方大成論》解題〉，(小曾戶洋、真柳誠編《和刻漢籍醫書集成》7，東京：�@��W�o���R（1989），解說篇：17-25。

38 同註25，小曾戶洋《中國醫學古典�日本》，81-88。

39 真柳誠，〈《注解傷寒論》解題〉，(小曾戶洋、真柳誠編《和刻漢籍醫書集成》16，東京：�@��W�o���R（1992），解說篇：1-7。

40 真柳誠、王鐵策，〈日本�現存��中國散佚古醫籍�分析〉，《日本現存中國散佚古醫籍的傳承史研究利用和發表》2（北京：中國中醫研究院，1998）：5-15。

41 真柳誠，〈清國末期����日本漢方醫學書籍�傳入�變遷����〉，《矢數道明先生喜壽記念文集》（東京：溫知會，1983）：643-661。

42 真柳誠，〈中國����出版���日本漢方關係書籍�年代別目錄（1）〉，《漢方�臨床》30.9（1983）：47-51。

43 真柳誠，〈中國����出版���日本漢方關係書籍�年代別目錄（2）〉，《漢方�臨床》30.10（1983）：32-41。

44 真柳誠，〈中國所存漢方關係圖書著作者、出版�國別分類目錄〉，《漢方�臨床》31.2（1984）：64-75。

45 真柳誠、關信之、蕭衍初、森田傳一郎，〈中國�保存���日本傳統醫學文獻�孤本〉，《日本醫史學雜誌》38.2（1992）：215-217。

46 高毓秋、真柳誠，〈丁福保與中日傳統醫學交流〉，《中華醫史雜誌》22.3（1992）：175-180。

47 蕭衍初、真柳誠，〈中國新刊�日本關連古醫籍－最近十年�復刻書��〉，《漢方�臨床》39.11（1992）：1431-44。

48 真柳誠、陳捷，〈岸田吟香�中國�販賣��日本關連�古醫書〉，《日本醫史學雜誌》42.2（1996）：164-165。

49 試著察看了註34所引的《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醫經”部分，有條目298種。其中有日本刊抄本的中國書為19種、計88件，件數約為種數的4.5倍。而日本書的日本刊抄本為23種，計58件，件數約為種數的2.5倍。

50 王寶平，〈和刻本漢籍初探〉，王寶平主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1-29。中國大陸68家圖書館所藏的和刻本漢 籍分類一覽表中，醫家類總數為459種。但其和刻本中包含有定義外的日本抄本及類漢籍（對中國漢籍進行評注、并改變了原書名，如在書名前增加新的冠詞之類 的著作）、日籍，而且對同一書的不同版本均分別予以統計，因此比筆者的統計數多出不少。另外，其分布一覽表中，醫家類的總數672種，只有筆者推測計日本 刻抄本回流中國醫書總件數約一半左右。王氏所采用的統計資料來自68家圖書館，筆者所使用的如前所述注32所引文獻，共網羅收集了113家圖書館。

51 三木佐助著・田中晴美編『注釈付／玉淵叢話』91頁、大阪開成館、2018〕。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学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220-225頁。王宝平『清代中日学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4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