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洙在书籍装裱方面亦十分内行，在

王洙发现《金匮要略》的若干佐证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教研室副教授 梁永宣

北宋翰林学士王洙是张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的发现者。基于王洙在馆阁蠹简中的这一重大发现，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才能校订出今通行的《金匮要略》。那么，王洙何许人也？为什么他能发现这一经典著作？本文拟从了解王洙生平及其学术研究成果入手，为他发现《金匮要略》的可信性提供某些佐证。

1、简要生平

王洙，字原叔，一作字源叔，或曰字尚汶。应天宋城人（今河南商丘）。其父王礪。生于至道三年（997），卒于嘉祐三年（1057）。为家中第七子[1]。据《宋史》载，王洙“少聪悟博学，记问过人”[2]。他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庐州舒城县尉。因事免官后返回家乡应天府，并受聘于应天府书院。该书院由邑人杨悫始建于五代时期的后晋，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受到宋真宗赞许，并正式赐匾额为“应天府书院”。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也出自这所学校。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王洙为书院“说书”，应天府书院在博学多才的王洙主持下“名声著天下”。此后朝廷诏举经术士，王洙被推荐入朝，成为国子监直讲。仁宗景祐元年(1034)，参修编撰图书《广韵》《韵略》；景祐三年，因校勘《史记》《汉书》，擢史馆检讨；康定元年，任天章阁侍讲；庆历元年（1041），受命编修《崇文总目》，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庆历三年，与欧阳修同详定国朝臣名次，共编《祖宗故事》；庆历四年，以编修《国朝会要》，受赐三品服，兼直龙图阁。

但在本年十一月，宋朝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奏邸狱案”。这是一件涉及挥霍公款用餐的案件。原来，宰相杜衍之婿集贤校理、大理评事苏舜钦这时任监进奏院。九月末，他与另一位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一起“循前例，用鬻故舜公钱召妓女，开席会宾客”。御史中丞王拱辰得悉此事后，指使其属提出弹劾，“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苏舜钦和刘巽“俱坐自盗”，“并除名勒停”；参加这一宴会的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王洙，集贤校理刁约和江休复、王益柔等10多位“知名士”都被“斥逐”。“王洙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进奏院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²。因此事牵连降职，王洙遂落侍讲、检讨，贬知濠州，徒襄、徐、亳三州。在襄州任职期间，由于范仲淹、富弼等人大力举荐，重为朝廷所用，任为史馆检讨、天章阁侍讲，同判太常寺。至和三年（1056）改侍读学士兼侍讲，官至吏部尚书郎中。嘉佑二年(1057)九月卒，年六十一，谥曰文。

2、主要著述

根据张丽娟的整理[3]，自1034年至1057年期间，兹按编撰时间将王洙自编及参修的著作列表如下：

时间	书籍名称	主要工作	合作者
景佑元年四月－宝元二年九月（1034）　　　（1039）	《广韵》《韵略》	刊修	宋祁、郑戬
景佑二年、三年（1035－1036）	《汉书》、《史记》	校订	余靖、张观
宝元二年前（1039）	《社甫诗集》	编订
宝元二年十一月（1039）	《类篇》	修纂	原为司马光撰，后与胡宿等共修。
景佑初至庆历元年（1034－1041）	《崇文总目》66卷，佚，现有辑本。	编修馆	王尧臣主持。聂冠卿、郭稹、吕公绰、刁约、欧阳修
庆历三年（1043）	《祖宗故事》20卷，已佚。	编修	余靖、孙甫、欧阳修
庆历四年正月（1044）	《太常新札》40卷《庆历祀仪》62卷，佚。	编修	贾昌朝，孙祖德、李宥、张方平、吕公绰、曾公亮等
庆历四年四月（1044）	《三朝国朝会要》150卷，佚。	监修	宋绶、冯元、李淑、王举正
皇佑二年十月（1050）	《大享明堂记》20卷、《纪要》2卷，佚。	编修	文彦博、宋庠、高若讷
皇佑三年七月（1053）	《皇佑方域图志》，佚	撰	掌禹锡
皇佑五年一月（1053）	《地理新书》30卷	主持撰修	掌禹锡、刘羲叟、曾公定。

由上可知，王洙知识面广博，精力充沛，参与了许多著名书籍的编撰修订工作，除此之外，参与其它著书、编撰多种，但具体撰编年代不详。如《三朝经武圣略》十卷、《青囊括》一卷、《古易》十三卷、《言象外传》十卷、《王氏谈录》一卷、《昌元集》十卷、《宋元史质》一百卷等等，还有杂文几十篇。从上述已知的成书年代推测，王洙的著书及编撰整理工作高峰当在1034到1053年的二十年间。因而宋史赞其“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术、音律、训诂、篆隶之学，无所不通。”

3、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历史记载

王洙自少努力，有良好的目录学功底，后入朝工作，有机会接触查阅大量官藏古书，同时他作为《崇文总目》的主要参编人员之一，因而在搜寻古书方面独具慧眼。

关于《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发现，是由下述二部书中所记载：

　　《直斋书录解题·医书类》：“此书王洙于馆阁蠹简中得之，曰《金匮玉函要略方》。上卷论伤寒，中论杂论，下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今书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以便检用。所用伤寒，文多节略，故但取杂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旧名”。

《金匮要略方论》序：

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疾治病其有未备。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所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传上。

王洙能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绝非偶然。这与北宋时期的统治思想和他参与《崇文总目》的修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据《唐六典》、《唐会要》等书记载，唐的藏书机构，都设有专职校书即整理人员。北宋的情况不同，藏书之府虽有多处，然而整理官书的人员，却仅仅设于崇文院。崇文院掌管秘阁图籍的整理和校勘，并负责内府藏书的整理。政府由国子监或诸路刊印颁行的书籍，如史书、医书、农书等，也由崇文院先校勘定本而后镂板，所以，崇文院即是当时国家的藏书中心，又是国家的官书整理中心。北宋皇帝中，除了钦宗之外，都很重视官书的整理。宋太祖在平定四方的同时，不忘文治，每消灭一个国家，必籍其图书，收归三馆(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或分配到其它政府机构。宋真宗时，三馆精华，归于秘阁。而龙图阁、太清楼书，又是根据三馆秘阁图书精加雠校整理而成。所以其版本价值是很高的。仁宗时期，续修诸书。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命翰林学士张观、李淑、宋祁等看详，审定三馆及秘阁藏书的存废与校补。之后又派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并令仿唐代《开元群书四部录》编书目，经过7年补写编目，至庆历元年(1041)成书，由王尧臣奏上，赐名《崇文总目》。这段史实，在王应麟《玉海》卷52及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1中均有记载。其中《宋朝事实类苑》[4]中谈到：“景祐初元，诏群儒即书府尽启先帝所藏校定书目，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刊欧阳修等，咸被其选。诗论撰次，其伪滥者删去之，遗缺者补辑之。摘其重复，刊其讹，集其书之总数，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以类分门，为目成六十七卷。初，书府之制，废于五代。太平兴国之初，始建崇文院，合聚昭文、史馆、集贤之书。又起秘阁，则贮禁中之籍。逮兹著录，故赐名曰《崇文总目》。”

庆历四年时，王洙曾兼直龙图阁，再加上述编撰《崇文总目》之原因，他必定有机会得见各种珍贵书籍[5]，同时客观上也培养了自己对书籍之深爱，因而他能慧眼识珠，且成为后世闻名的私人藏书家与目录学家[6]、[7]。据史书记载，王洙藏书甚富，仅家藏书目着录有书达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繁者，如《太平广记》之类还不在其间。仁宗朝时参与制定“明堂礼仪”、“雅乐制度”[8]。依据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记载：“藏书之富如宋宣献、毕文简、王原叔、钱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历阳沉氏，各有书目”。 [9]

王洙在书籍缀辑古籍方面也十分内行，张邦基《墨庄漫录》曾有关于王洙的记载：“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这说明王洙能在脱烂、断绝的残书中，凭借他的学识，反复钻研寻绎，从而获得“屡得逸书”的成就。《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发现，应该也和王洙惊人的鉴赏辨识和辑复古籍的能力有关。

王洙还非常重视版本的研究，对于意欲整理的书籍，必是搜罗公私诸藏，尽可能恢复原书古貌。如目前为史学界皆知的《杜甫诗集》，其最基础、最著名的版本原为王洙所收集。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王洙“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视居行之次，与岁时为行铂，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10]。当时王洙据搜集到的各种古本，编为《杜工部集》二十卷，这是宋代最完善的一次杜诗编集，为后世各种杜集的祖本。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永远享有盛名。

另外，王洙密友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北宋临川即今属江西人，官至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曾有删并《世说新语》一事，明袁褧本《世说新语》载南宋董弅跋云：“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说明原书版本亦源于王洙之手。同时，在《王氏谈录》一书中的“秘阁易法”条记录了王洙在秘阁中所见到的一种《易经》版本：

“公言秘阁有郑氏注易一卷，文言自为篇，而防氏太玄篇第亦各异。考之足以见古易经之旧次。”充分说明了王沫对古书版本的关注。

由此可知，王洙其人特别善于从馆阁所藏中发现好书。因此《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出场也就不足为奇了。综合《宋史·王洙传》、《玉海》、《宋朝事实类苑》等所述事实，更有可能的是，王洙在编撰《崇文总目》完成之时（1034-1041年为止）就发现了此书。

但遗憾的是，与王洙本人的相关记载中均未谈及此事，因而千百年来颇为费解。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呢：四部书籍中的子部医家类书籍，非王洙之主研，特别是他于《杜工部集》、《易经》等重要典籍方面已经花费了巨大努力，没有时间和精力再细研此一属于子部医家类的书籍。同时，虽然校正医书局正式成立于王洙去世的景祐二年（1057），但实际上，王洙活跃的北宋仁宗后期，朝廷校勘状况纷繁不休，在全部30次校勘中，子部医书多达13次[11]。第一次即为天圣四年（1026），之后天圣五年（1027）、景佑二年（1035）均加以校订。由上述王洙的著作年代中可知，皇佑三年七月（1053）、皇佑五年一月（1053），他分别与校正医书局的重要成员之一掌禹锡合作撰修了《皇佑方域图志》、《地理新书》二书，二人之间应当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所以王洙在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之后，可能将此事托付掌禹锡办理，自己不再过问，掌禹锡则委托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校订此书，故而才经校正医书局之手，有《金匮要略》一书的诞生。

关于《金匮要略》的校订时间，钱超尘先生有一段考证[12]。他谈到：“此书初得，极受珍重，传抄于士大夫之家，然传抄之数甚少。至仁宗嘉佑年间，设立校正医书局，始对《金匮要略》校定，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3《外台秘要方》解题云：‘按《会要》：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并为校正。后又命孙奇、高保衡、孙兆同校正。每一书毕，即奏上，亿等皆为之序，下国子监板行。并补注《本草》、修《图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伤寒论》，悉从摹印，天下皆知学古方书。呜呼，圣朝仁民之意溥矣!’ 是从王洙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至林亿校定毕此书——于治平三年或四年(1066—1067)校毕，中间相隔凡32或33年”。这里是按1034年发现推算的，若以1041年为基准，则为26或27年。

那么王洙本人是否对医学完全没有兴趣呢，实际并非如此。在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中有关药理的解说，曾谈到王洙对“医者意也”的理解[13]：

“王原叔内翰云：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呕血用胭脂红花，似取其色；淋沥滞结，则以灯心、木通，似取其类。意类相假，变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综上所述，王洙在馆阁蠹简中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笔者认为是比较可信的。虽说王洙未在医药学方面留下专著，但他对中医体系流传所做的贡献，将为世代人士所景仰，人们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