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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学者真柳诚的中医之旅

(2006-03-28 10:37:13)

本报记者 洪蔚

    一位日本人,花费25年时间,走访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对中医典籍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保存和传播,进行了目前学术界首次大规模的“盘点”。他就是 日本茨城大学教授真柳诚,以他的工作为基础,科技部启动了一个有关中医典籍恢复的项目。

    真柳诚,1976年毕业于东京理科大学药学专业,1981年到中国留学,1992年获得昭和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从1996年起在日本茨城大学任教,主要教授中国文化。

    费时费力的盘点

     谈及25年工作的学术缘起,真柳说,日本、朝鲜、越南都曾在很长的时间内使用汉字表达自己的语言,并通过汉字接受中 医文化的影响,但由于各国水土、风俗、文化各不相同,中医文化就在各国形成了更适合本国的体系。以往对汉字文化圈的医学史研究,大多是各国做各国的,日本 人研究日本的医学史,韩国人研究韩国的医学史。偶尔进行的比较研究,也都是在二元层面上展开,比如中日、中韩、日韩等两国间的比较。真柳认为,这种比较只 能得出一好一坏的结论,只有用同样的尺度对多个对象进行比较,才能得出公正的评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医在汉文化圈的接受史。

     于是,25年前,真柳诚把中医典籍的流传——这个最费时费力的对象设定为进行比较的同一尺度。在25年的时间里,他 一边在大学教授中文,一边走访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其中日本30家、中国大陆15家、中国台湾7家、韩国4家,越南、美国、英国、意大利、荷 兰、德国等国各两三家图书馆或学术机构,对中医典籍在各国的保存和传播,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最彻底的盘点和记录。这次盘点和记录,不仅仅是他个人工作的基 础,同行的中国专家一致认为,他的工作为今后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致的量化依据”。

     2006年3月中旬,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真柳诚首次把他25年的成果与中国同行进行了公开交流。根据真柳的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共存有中医典籍约10000 种(同书不同版,计为一种),日本有1000种,中国台湾有500种,韩国和欧美共有200种。其中,在中国大陆佚失而保存在国外的中医典籍有195种, 真柳称之为佚存书。根据真柳对佚存书的调查结果,科技部启动了一个恢复中医典籍的项目,把这195种典籍在国内重新出版。项目的参与者、中国医史专家郑金 生介绍说,项目启动后,佚存书的数量还在增长,目前已经达到200余种。

    引发争议的对比结论

     根据真柳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宋代医典的保存量以日本为最,超过了中国,其中大多数是天皇的藏书。从藏书内容上,真柳 发现,尽管日本、韩国、越南出版的大部分中医图书是临床使用类和启蒙类的——像《医学入门》、《医学正传》、《明代医学全书》等曾在韩国多次出版,但相比 之下,日本与韩、越两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日本喜欢研究医学,而不仅仅是使用。

     在日本,有两类医学图书的出版数量明显高于其他两国,一类是《素问》、《伤寒论》等研究用书;另一类是日本人撰写的研究和解读中医典籍的图书,这一类图书 的总量甚至高出中国人撰写的同类书籍。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为什么日本人喜欢研究中医、研究中医典籍?这个问题,将对比的量化研究引向了文化的比较。

    在公开交流时,真柳诚向中国学者介绍了他的初步结论,并因此引发了争议。

     真柳对问题的解答从地理、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他认为,从地理环境上,日本是岛国,与中国交通不便,阻碍了 日本学者向中国学者直接交流和学习。像《素问》等比较难解的中医典籍,由于不能向中国学者请教,他们只能自己展开研究。

    其次,真柳认为,日本与韩、越两国不同,没有被中国征服变成属国的经历;而韩、越两国都曾长期是中国属国,心理上有要求文化独立的愿望,对中国文化的排斥感相对比较强。

     从文化地位上,真柳分析认为,韩、越和中国一样,曾长期采取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而医学是一种技能,不是改变 社会地位的手段。因此,知识分子热衷于儒术而不是医术。而日本则不同,它那里没有科举制,社会的四个阶层基本是世袭制,只有僧侣和研究医学的儒医在四个世 袭阶层之外,社会地位和收入较高。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精研佛典和医典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吸引了很多有才华的人对医学进行学习和研究。

     真柳诚的初步结论在中国同行中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郑金生认为,真柳在统计典籍数量和内容差异时,没有将战争因素考虑 进去,由于韩国和越南都曾经历战争的洗劫,现存图书的数量和内容不会像日本那样完整,这有可能降低结论的说服力。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廖育群则认为, 真柳在对三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接受心理的分析方面,存在理解上的误差。一些年轻的学者提出,是不是应该把这些数据和历史上医学思潮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 察?

    尽管争执和疑问不少,但郑金生的点评应该代表了一种共识:真柳25年工作的结晶,对大家是一种启发,为质的分析提供了参照。

    站在真柳的肩膀上

     “站在真柳的肩膀上”,是廖育群的一种表述。在这种表述中,他一方面肯定了真柳的工作,另一方面流露出一位中国科学 史学者的无奈。对真柳的工作,中国科学史学者们大多有一种羡慕的心情,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朱建平说,这样的工作,“我们不是不想做,而是 没有钱去做。我们哪有那么多经费跑那么多地方去收集第一手资料?”

    真柳诚在大学教 授中文,他的工作和他的教学没有直接关联,而他的“盘点”费用却全部由所在大学承担下来。廖育群说:“真柳不靠医史研究吃饭,所以他有条件做这个费时费力 的工作,而我们这些搞科学史的,如果像他一样20多年来光在世界各地逛图书馆和书店,恐怕早就下岗了。”但是我们可以“站在真柳的肩膀上”,在他的量化研 究的基础上做点什么。

    于是,世界上对中医典籍的首次盘点由一位日本人完成了,我们科技部的项目要在他的工作基础上展开。这样的情形,对我们来说早就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我们的幸运,还是无奈?


(洪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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